1919年11月1日，具有现代剧场属性和空间特质的更俗剧场开幕。“更俗”实践是从上海到南通的欧阳予倩开展戏曲改革的一次“悲壮之举”——坚持了三年，结局是剧场更名而未能彻底“更俗”。

1920年5月，梅兰芳第二次到南通，张謇父子、欧阳予倩等人与梅兰芳在南通博物苑前合影

清末状元张謇不满时局腐败，返至家乡南通，在纺（绣）织、蚕桑、盐业、垦殖、医疗、养老、师范、各层级教育等实业领域，开拓了百年前南通近代工业局面。工商业的发达带来经济繁荣，继而刺激文化发展，成为南通开展旧戏改革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一般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不识字，知识大多从雅俗共赏、承担了“寓教育于娱乐”的功能、较文字和美术及工艺等更为直观的戏曲中得来。张謇希望以戏剧文化为一种引领手段，使南通在中国现代城市化道路上走得更远。张謇进行社会改革的设想首先是建剧场，然后兴学校以培养正当艺人。

1920年1月，梅兰芳与欧阳予倩在更俗剧场同台，分别演出京剧《木兰从军》和昆曲《思凡》

从1916年开始，张謇与梅兰芳通信54封[①]，力邀梅兰芳来通主持这项事业。惯于登台从事商业演戏的梅兰芳婉拒。1919年6月15日南通西公园戏场借《新闻报》发布《鸣谢欧阳予倩、查天影两君》，“两君莅通晋谒季老，参观实业，勉徇敝园，敦请登台。四日技献生平空巷万人，群瞻风采。乃以行旌遽返，不获挽留。本戏场……特表谢忱”，可以得知此时恰逢欧阳予倩来通演出并得以被举荐。欧阳予倩致信张孝若：“通州剧场用以代表一邑之通俗教育，更希能进而代表一代之新文艺也”。[②]带有新兴锐利之气的欧阳予倩与张謇此时在以戏剧为载体，教化民众、开启社会新风尚思想上志同道合，这种共识成为更俗前奏的重要音符。

1919年9月6日，《通海新报》报道张謇特聘欧阳予倩来通的消息，“张啬老注重社会教育，特聘伶界颇有思想学问名誉之欧阳予倩君来通为主任，创办伶工学校以资改良戏曲、扶助教育。”筹办之前，欧阳予倩特意到日本考察，访问了在上海认识的日本西洋画家石井柏亭和“自由剧场”倡导人小山内薰，参观了帝国剧场及大阪有名的傀儡戏。[③]欧阳予倩吸收日本关于文明的讨论、戏剧改良观点，从而进行中国的传统戏曲改革。

更俗剧场舞台与观众席（现伶工学社展览室存）

旧戏园所演多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更俗剧场在欧阳予倩擘画之下，演剧经历从传统戏向文明戏及新式话剧转变，展现了与传统糟粕决裂的决心。只不过这种行动在强势的社会环境重压之下没有完全成功。欧阳予倩的戏剧改良观念是在看重剧本基础上着力于戏剧综合性的发挥。有剧本的戏剧，正是话剧区别于文明戏的根本所在。而现实是，为迎合每天都要演出甚至一天内日戏、夜戏多场演出，不得不临时编，只据大致的剧本或者情节“单片”排练。也很难有时间满足打磨剧目所需的周期。这座现代剧场仍演传统戏为主，有时同天日戏或夜戏也是旧戏、新剧同台交杂混演，且旧戏数量远多于新剧。[④]现存《公园日报》登载的欧阳予倩南通期间演出广告印证了这一点。[⑤]

“更俗”剧目是欧阳予倩在上海演剧的延续。新剧的编排演集中于欧阳予倩在南通的早期，即1919年10月至1920年初。这可以说明欧阳予倩到南通是带着改革的愿望并付诸了一定行动。之后不断受到来自环境、社会的掣肘，新剧并未再有新的创造，多是重复先前排演的。

从演出数量来看，传统戏占据多数（41.1%）。红楼戏和时装戏排演数量相当（22.2%），其次为：歌舞戏（6%）、昆剧（5.4%）、话剧（3%）。传统京戏中，《贵妃醉酒》《义婢青梅》《长生殿》均演出十次。此外，演出次数较多的还有：《人面桃花》（7次）、《宝莲灯》（6次）、《虹霓关》（5次）、《粉妆楼》（5次）、《御碑亭》（4次）、《儿女英雄传》（4次）、《百花献寿》（4次）、《凤求凰》（3次）、《苏三起解》（3次），其余一般只演出了一次。传统戏中，又以满足观众看热闹心理的“全武行”最多。《公园日报》也将“全武行”醒目标注于剧目旁，反映了当时南通观众的欣赏意愿和审美水平在“武行”带来的视觉冲击、热闹的剧情和易于理解的层面。也就不难理解欧阳予倩在上海笑舞台时就编演的带有“感情情绪”和“人情事理”的红楼戏并不能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话剧演过一两个月，观众渐感无趣，红楼戏虽有艺术价值，一般观众不易了解，就改演《龙凤环》《双蝴蝶》《霍小玉》《卖花三娘子》等小本戏，并编排了许多聊斋戏，如《晚霞》《青梅》《仇大娘》《胭脂》《嫦娥》等”。[⑥]

更俗剧场开业时的盛况

时装戏（包括新排新剧）参照上海新舞台编演，剧目类型介于新式话剧与传统旧戏之间，如《血手印》[⑦]、《拿破仑》等。演出纯粹照搬西式演剧模式，未顾及中国戏曲本体的适应力和观众的观赏惯性。

话剧《玉润珠圆》《不如归》《赤子之心》虽然总共只演出十次，但是排演话剧这种行动的尝试的意义，远远高于数量，是一种欣慰。尤其更俗剧场开业首演欧阳予倩采用现代戏剧分幕分场剧作形式新编的五幕话剧《玉润珠圆》，成为旧戏改革的重要信号。这场开幕演出取得从演员到观众都令人满意的效果。

歌舞戏是采西洋歌剧之长改良中国传统旧戏的尝试。与欧阳予倩在南通组建管弦乐队以及1930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增设管弦乐团以追进传统旧戏现代化进程的思想一脉相通。《嫦娥下嫁》[⑧]是欧阳予倩在南通创作的第一部歌舞戏。《公园日报》形容此剧“电光月景新奇歌剧”，“有歌有舞，昆腔二黄，各极其妙”，除表明剧目类型是歌舞戏之外，“电光月景”还可以看出当时更俗剧场灯光、布景、舞台机械等硬件方面的条件已经非常先进。此外，1919年11月21日和1920年上半年分别创作《上元赐福》、《快乐的儿童》。

张謇与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在城南别业合影。

前排左起：薛秉初、欧阳予倩、姜妙香、朱素云、姚玉芙、梅兰芳、张謇、张孝若（现伶工学社展览室存）

在西式理念与国内落后社会环境交织的满拧状态中，与过去的每一寸撕裂都显得珍贵且困难——“更俗”这座新式剧场积极组织现代话剧的排演，但仍不可避免回响传统二黄等旧戏。伶工学社学员、后成为梅兰芳秘书的李斐叔在《廿年清梦记梅边》第四节“舞台生活的第一页”中说道，“在予倩先生的抱负中，对于未来的新中国剧之产生，是抱有很不平凡的雄图伟略的！他的初步计划，是先从改良旧剧入手。由旧剧中再来建造新的歌剧。并想把西洋音乐来配合新歌曲。话剧也是必须要建立的，不过毋需着急……”。欧阳予倩的“更俗”尝试，虽然还带有演员身份，但“进行了剧目和舞台艺术的整旧创新，创作、改编、仿排、移植演出了大量新戏”，[⑨]是其旧戏改革的过渡阶段，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欧阳予倩对传统旧戏改革的“守正创新”认知和思想。

注释：

[①] 笔者查阅《张謇全集》，从1916年开始，在更俗剧场筹备之前以及筹备过程中，张謇与梅兰芳通信共计54封，张謇与欧阳予倩通信仅4封。通信数量和内容恳切程度都显示了张謇邀请梅兰芳来通的迫切愿望。

[②] 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③]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第88页。

[④] 关于“更俗”剧目，由于当时“随编随演，未留稿本”，并且欧阳予倩“对于自己所排的戏，从来没满意过，所以从来没有留稿，戏单也没留一张”，“也有些好的，可是丝毫痕迹没有留存”（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95，97页），剧目资料散佚、缺失，目前统计相当不全。前人先行研究包括：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中《在南通住了三年》一节只提到了《玉润珠圆》《长夜》《哀鸿泪》《和平的血》。陈珂在其著作《欧阳予倩和他的“真戏剧”——从一个伶人看中国现代戏剧》一书附录《欧阳予倩有记载的编、导、演剧目一览》（1907-1959）将欧阳予倩剧目创作和演制分为三个阶段：萌动和而立（1907-1918）；疑惑、转变和成熟（1918-1948）；总结和发扬（1949-1962）。其中，“疑惑时期（1918-1928）”列举了欧阳予倩1919年在南通更俗剧场创作和排演的话剧《玉润珠圆》、话剧《长夜》、话剧《哀鸿泪》、话剧《和平的血》、京剧《岳飞》、京剧《百花献寿》以及1920年京剧《人面桃花》。此外，苏关鑫在1989年编纂出版《欧阳予倩研究资料》一书中记有欧阳予倩年表，从1919年11月1日更俗剧场开业至欧阳予倩离开南通，提到了《玉润珠圆》《长夜》《哀鸿泪》《和平的血》。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组编纂的《京剧改革的先驱》一书列举欧阳予倩在南通时编、演的四十八个剧目，剧目类型包括红楼戏、聊斋戏、古装小本戏、时装戏、歌舞戏、西装戏、连台本戏。笔者在此基础上，查阅现存475份《公园日报》（《公园日刊》），结合年谱等资料，重新整理欧阳予倩南通时期（含汉口、杭州、上海等处巡演）创作、排演、制作的剧目。

[⑤] 此统计表数据范围是欧阳予倩整个1919.10.8至1920.12.5“任职于”南通时期，包括在南通西公园戏场、南通更俗剧场、上海新舞台、杭州、汉口合记大舞台、汉口兴记大舞台的所有演出。

[⑥] 徐海萍：《从西公园剧场到更俗剧场》，载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111页。

[⑦]《公园日报》形容为“新排侦探好戏”。

[⑧] 1919年10月8日《公园日报》第四版，《西公园剧场布告》用“应时新剧”来形容此剧，并说“情节佳妙，布景新添，电光月色，与众不同，大有可观。座位不多，早临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