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安娥先生诞辰120周年，表达对她的深切缅怀，梳理传承她的精神文化财富，加强对她的系统认识和研究，田汉基金会于2025年11月20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前辈后代、亲属代表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召开了“纪念安娥先生座谈会”，协同央视频在中央歌剧院举办了“又见《渔光曲》—安娥先生文艺作品研读会”。与会嘉宾围绕“回顾安娥”和“安娥与艺术”议题，结合安娥先生作品研读，从不同视角讲述了安娥先生的生平事迹，梳理、总结了她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和艺术成就，探讨了她的丰富人生和作品特点。

陈知庶发言

围绕“回顾安娥”议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庶在发言中指出，纪念安娥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安娥有丰富的经历、卓越的贡献，创作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是一位非常值得怀念的老前辈。中央特科早期工作的贡献与成就与安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谨代表陈家后人向安娥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欧阳维发言

田汉基金会秘书长、田汉先生之孙欧阳维将安娥先生生平划分为七个时期：

一是童年时期（1905-1922）。张式沅（安娥）1905年10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在保定和北京完成中学教育。童年时她的家境殷实，个性乐观、温和并有些任性，反感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

二是参加学运工运（1923-1926）。1923年安娥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后，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并在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工作，开始了革命生涯。 

三是留学苏联（1926-1929）。安娥根据周恩来安排由上海到苏联，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入苏联总政治管理局第五科（东方部中国科）开始参加特种工作，名叫“麦斯卡娅”；1929年10月由周恩来同志安排回国。

四是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29-1932）。安娥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给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当秘书，负责情报整理和传递。1932年12月，安娥因姚蓬子叛变与党失去联系。

五是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0-1936）。安娥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参加“剧联”，成为“音乐小组”“大道剧社”、百代公司成员，创作了许多歌词、戏剧、文学作品，如：话剧《马特迦》；诗剧《高粱红了》；小说《莫斯科》；歌词《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

六是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和抗战文艺（1937-1945）。安娥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和常务理事；田汉先生起草《战时儿童保育会宣言》，安娥作有《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其间，她创作了《抗战中的三八》《受难的孩子们》等歌曲；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粱红了》等。她由重庆赴“第五战区”湖北前线采访；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访问，写下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1941年安娥在桂林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和西南剧展。1944年冬由桂林撤退至贵阳，与田汉一起开展救济工作并扶持“四维剧团”；1945安娥在昆明创作了诗剧《孟姜女》等作品。

七是参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化艺术工作（1946-1956）。1946年6月由重庆到上海，在上海戏剧学校任课，与田汉编辑《新闻报》“艺月”副刊；发表了《逃难杂记》《陶行知先生——大众诗语言的创造者》等文章数十篇；发表诗歌《哭完人一多师》、散文《我想白薇》、诗剧《武训传》。1948年11月到达解放区石家庄，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参加北京入城式和第一届“文代会”，会后到东北参观，发表《哈尔滨狱中一课》等访问记。

1950年1月，安娥到大连工厂体验生活，出版报告文学《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苏联分厂长塔拉索夫》《苏联大嫂》。1950年10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创作工作，翻译出版苏联剧作《在某一个国家里》。1950年冬赴朝鲜战争前线采访，出版报告文学集《从朝鲜归来》，电影《正义的战争》、歌剧《崔斗焕与金玉姬》，歌词《夺红旗》《北京之歌》《天安门前的骄傲》《节日的晚上》《三位少女》《花间之歌》等。

她参加广西土改，写成朗诵剧《土改清唱》、说唱剧《韩花香与史怀旺》；译配歌剧《青年近卫军》《美丽的姑娘》《在泉边》《印中友好歌》《费加罗咏叹调》等；翻译儿童剧《特别任务》。1954年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室创作员，发表戏曲剧本《黄泥岗》，儿童剧《海石花》，戏曲《寇准探府》《杨八姐盗刀》；改编戏曲《追鱼》，与田汉共同创作《情深》等。1956年秋安娥在参加戏剧创作和观摩工作中突发脑血栓失去工作能力。安娥先生一生中共创作了227部文艺作品，其中戏剧30部；诗歌33首；歌曲88首；小说随笔8篇；评论33篇；报告文学30篇；自述2篇。

1976年8月18日，安娥先生因病去世，贡献被抹杀，档案转至街道按平民处理，骨灰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1985年3月安娥先生得到平反昭雪，她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中部分骨灰于2008年9月安置在石家庄河北省英烈纪念园。

刘平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汉基金会理事刘平以“安娥与田汉”为题，阐述了两位革命家、艺术家，在经历了炮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和人生起伏后仍能坚定携手相伴余生的原因。首先，他认为田汉和安娥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追求：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为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奉献了毕生力量；第二，田汉和安娥有共同的爱好与艺术追求，二人均热爱文学与艺术，在艺术方面成就显著。田汉和安娥结缘于艺术共鸣于思想和事业，在事业和工作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相互照顾，相辅相成，共同进步，为中国文艺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田欢发言

田汉基金会理事长，田汉与安娥先生孙女田欢回忆说，她从小是唱着《卖报歌》《渔光曲》长大的。当时她并没有想到晚年行动不便的奶奶，年轻时曾经妙笔生花，又横刀向天，是下笔有神的才女，也是机智神勇的侠女。她笔下的文字充满对这片地最深沉的关爱，对普通人最细腻的体察，而这份从她笔端露出的力量，与她隐蔽战线上无声的坚守，其实源自同一段初心，这正是我们最真实，也是要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们不是为了创造完美无瑕，而是为了共同传述一个真实、炙热、完整的生命。她留下的远不只是出版的作品，更是文字背后那份永不熄灭的真诚、勇气与大胆。安娥先生因特殊身份长期默默无闻，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田欢心中，她是那样让人钦佩，让人敬仰。她说“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奶奶，您的后代也会像您一样，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尽绵薄之力。”

刘文石发言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刘鼎同志之子刘文石说，安娥前辈在特科这段功绩很少人知道，以前隐蔽战线的工作很少公布，我觉得这段历史应当珍视和传播。安娥前辈和郑家康前辈一起从苏联返回国内，到上海特科情报科工作。当时的情报科科长是陈赓大将，我父亲刘鼎是副科长，跟安娥前辈有共同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们的宿舍都在一个院里。安娥前辈和鲍前辈（杨登瀛）的功绩是很大的。虽然目前没有查到鲍前辈加入党组织的资料，但鲍前辈的思想品德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他提供给特科的情报，帮助周恩来同志不止两次避免被捕，也参与营救了已经被捕的其他同志，包括任弼时。我父亲还假扮专家营救关向应，这些都是依靠鲍前辈和安娥前辈传递出来的重要的情报。所以当时中央特科的功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央特科就没有上海中央。周恩来同志创建和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也给了他几次免遭国民党迫害的机会。安娥前辈在隐蔽战线的特殊贡献功不可没，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鲍美云发言

鲍君甫（杨登瀛）先生之女鲍美云讲述了她的父亲与安娥先生的革命友谊。1929年始，安娥受党中央特科安排，在给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当秘书，负责整理情报，传递情报等工作。安娥所在的鲍君甫情报组为防止党中央和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为清除、惩除叛徒、内奸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保卫和保障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确保党中央在上海完全立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隐蔽战线工作时期，安娥与鲍君甫缔结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后来鲍家生活贫困之时，安娥先生曾多次施以援手，她的无私相助始终让鲍家人感念在心。

石庆发言

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石庆讲述了隐蔽战线中安娥的经历，以缅怀这位隐蔽战线的前辈。他提出安娥是第一位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红色女战士，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最早从事情报分析、通报的战士。同时安娥还是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双重封锁控制下，第一个喊出“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口号的剧作家。军事斗争与文艺斗争，公开战线与隐蔽战线相互呼应，密切配合，极大地鼓舞、激励了广大群众和党员的革命热情与勇气，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王律发言

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律谈到编著《安娥与田汉》时的感悟。《安娥与田汉》是为了纪念安娥100周年诞辰所编纂的，扉页上有铁凝主席的题词：“烽火岁月里成长的燕赵才女，爱情悲喜中写就的人生大戏”，对安娥的奋斗经历进行了概括。他说，这些年来石家庄建了安娥和田汉同志的塑像，成立了安娥中队，让新一代的孩子们学习革命前辈的精神。安娥在很多地方生活战斗过，但她的根与魂在石家庄、在燕赵，她的文字和处事风格都带有朴实、刚烈的特点。石家庄的乡亲父老们没有忘记安娥，他们会永远铭记这位侠骨柔肠、慷慨悲歌的燕赵女杰。

围绕“安娥与艺术”议题，著名指挥家、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田汉基金会顾问于海对安娥作词的歌曲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安娥作品的题材紧扣现实，如《卖报歌》《渔光曲》等反映了底层生活；《打回老家去》《六十军军歌》等直白地呐喊了民众对抗侵略、守护故土的决心。安娥先生的文笔语言质朴、语言鲜活、接地气，其中《卖报歌》就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最好诠释。安娥先生写的歌词情感丰富，具有共情感召力，擅长表达细腻的悲悯之情。安娥的歌词既有现实的重量，又有精神的温度，非常值得后人学习。

罗怀臻发言

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田汉基金会顾问罗怀臻谈了田汉京剧创作与安娥越剧创作对他的深刻影响。他说老师陈西汀先生经常教导他田汉先生怎么写戏曲剧本，很重要的一点是：田汉是带着戏剧内在的程式感在写作。田汉不仅是给演员写剧本，他要给演员灌输一种思想。他自己身上蕴含着传统，是一种现代性的传统，田汉先生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扳道岔的人。我们现在只是对他的具体作品，如国歌、戏曲和话剧有所了解，但对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扳道岔”的作用认识不够。在与著名越剧演员傅全香老师的合作中，他了解到安娥先生的故事。他说，傅全香老师在安娥和田汉的越剧作品《情探》中扮演的角色中，演出了根本不是想象中女子越剧的气质，而是一种美丽的厉鬼，这种张力和强度啊，只有安娥这种性格——燕赵儿女的性格才能写出这个感觉。她是时代的火焰，是永恒的光。虽然他未曾认识二位先生，但是与他们的缘分很早就存在。田汉与安娥对文艺界的贡献和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有太多戏剧、戏曲从业者受到他们的恩泽。

吴卫民发言

云南艺术学院原院长吴卫民教授从安娥的性别意识和身份认同角度讲述了他对安娥的理解。1956年，安娥要出门去南方改剧本，她望着外面连绵细雨，说了一声：“留得残荷听雨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儿子田大畏听的。 这残荷是什么意象？雨声的含义又是什么？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对她生活和生命状态的自况，但安娥的作品所传递的不是残荷听雨那样纤弱的情调与凄冷的声音，而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发出的忠诚、勇毅、有生命力的吼声，是时代的疾风暴雨的风声雨声。安娥的形象不是残荷，而是果敢的女战士、诚毅的女特工，活跃的女诗人。她作品中的马特迦和作家白薇，也是安娥自己的心理投射，她践行并且完美地做到了一个新女性的样貌。她在战火中后成为博爱的母性，投射在保育院、收容所和四维剧团孩子们身上。远望安娥，这位奇女子在先贤群英队伍中的身姿步态非常惹眼，那种幽静优美、风度翩翩、自信从容的气度，一眼就能辨识出来。她的作品承载着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决不放弃的奋斗历史，她的人生昭示了崇高人格的样本范式，在今天依然显现出重要意义。她是中国现代走向民族复兴世纪途中一路风景里的红色女郎，她与纯粹的人格和高尚的理想同在。

毛夫国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毛夫国介绍说，安娥先生曾在1931年将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成话剧《马特迦》。这部剧在当年3月7日，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由当时的大道剧社和大夏剧社，在大夏大学的礼堂联合公演。安娥先生的创作很多，《马特迦》是第一个被搬上舞台演出的。在这部剧当中，可以看到革命、爱情、阶级、文艺等诸多元素。此外，她在《兵差》《小寨主》《警报》等剧本中也都十分关注战争时代的女性的命运和形象。这部戏的创作和在大道剧社的演出，在《第四十一》在国内的接受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刘正初发言

浏阳市文联副主席、田汉基金会理事刘正初讲述了田汉和安娥与湖南的不解情缘。1937年上海沦陷后，田汉和安娥先生一起从上海到武汉，1938年曾随田汉先生来到浏阳。田汉先生有诗一首《过浏阳》：“长河如带绕军旗，万嶂千栾足指挥。云急风高一舒眼，茶花插得满头归。”田汉先生有自注说：“西行的第五日，五时离开南昌，十时入湖南境，闻乡音倍感亲切。在大瑶站得电话。闻卡车在上高、万载间覆水塘中。因在浏阳过夜。” 另一首是《赠徐庆誉兄》：“西行六日过浏阳，举酒高歌国士乡。同学少年多不贱，愿留铜柱作甘棠”， 诗中的“国士”指的是谭嗣同。安娥先生也十分关心湘剧的发展，她亲自创作湘剧剧本，参与湘剧的事业。她协助田汉先生把流浪的湘剧艺人组织起来，安顿他们的生活，组建了中兴湘剧团，带领他们走上了抗敌宣传的正道。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彭俐侬曾回忆，安娥先生教她们学知识、学文化，对湘剧艺人非常关心。

金一虹发言

南京师范学院金一虹教授关注着安娥先生的女性意识。她说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娥是谁；欧阳维先生说，我们开这个会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要使安娥走出双重历史帷幕，从革命和妇女两重关系上来分析女性在革命史诗中隐身和现实。安娥曾是隐蔽战线工作者，一直深藏在历史帷幕之中，直到官方揭开了红色档案，以国家记忆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这位忠诚的党的女儿：红色女特工，这份沉默的荣耀来得太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安娥非常热爱写作，但是生命留给她的写作时间只有26年。在执行特科特殊任务、发起和筹办战时儿童保育会、奔波前线后方、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她还多次卧病，在动荡不宁，贫病交加的条件下，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这样的高产和昂扬，在每一次民族危亡的时候，每一次劳苦大众需要吼叫的关头，她从来没有沉默。为革命事业奔忙的安娥是十月的红高粱，散发博爱的安娥是五月的榴花，这些红的颜色描绘了安娥壮烈、波澜壮阔的一生。

杜京发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杜京说，安娥的人生经历足以用传奇来形容，她用最真诚的温暖，用最澎湃的激情，书写着那些最艰难的时光和最明媚的日子，以火热的心扉传递着对祖国人民的爱。她的作品让世界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多年而生动的优秀中国女性，以及与她命运紧紧相连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危亡。安娥的写作深入生活，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作品颇具特色，文笔流畅、容易传唱。我们聆听她的歌声、读她的作品，深深地感到安娥没有远去。

陈虹羽发言

云南玉溪市聂耳文化研究科副科长陈虹羽以《卖报歌》为例探讨了音乐诗词的共生关系。《卖报歌》是安娥与聂耳共同创作的歌曲，从《卖报歌》的三个层意思和三个维度看，歌曲的词和旋律是分不开的。诗词要说清故事抒发情感，音乐要放大情绪，增加音乐感染力。安娥先生的歌词以第一人称展开，语言自然、朴实易懂。内外兼修的创作经典，揭示了音乐与诗词的本质关系，证明了只有当艺术家扎根于现实土壤，尊重各自的规律，又彼此成就时，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多年以来，学术界缺乏对安娥先生的研究，这样系统性研究尚属首次。大家认为，安娥先生在她的一生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革命斗争、隐蔽战线、抗战文艺和多个文学艺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被大众关注，亟须宣传和发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安娥先生的了解与认识，为安娥研究和优秀艺术传承提供新路径。

郭平英发言

在“又见《渔光曲》——安娥先生文艺作品研读会”上，结合安娥文艺作品的展示表演，大家还围绕安娥先生的作品发表了自己的感言。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女士深情地谈到了自己对于安娥先生的认识。她说在同龄人中间，对于老一辈革命家，我们见到他们时，通常对男性称伯伯或叔叔；但对于女性，特别是对曾经经历过战火考验的那些夫人们，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妈妈没有出现在一些朋友交往的场合中间。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没机会当面称呼她“安娥妈妈”。其实安娥妈妈和父亲郭沫若之间的交往是很值得一说的。1938年1月，许多文化界的人士从上海撤退到武汉，那里一时成为抗战文化的重镇。在这个地方，安娥妈妈和很多文化界的前辈们一起活动，其中我父亲和她就曾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商量如何进行抗战期间纪录片的拍摄。武汉沦陷前夕，继续坚守岗位的文化人召开了一次戏剧节的开幕式，在这个开幕式上，我父亲出席了，安娥妈妈也出席了。到重庆后，在老舍牵头的文化界抗敌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安娥妈妈。她真是一位经过大革命的考验，在经历了她的单线联系人叛变之后失去组织关系的特殊情况下，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线的大舞台上发挥她的才智。

自“五四”以来，有一个问题不断被提起：就是娜拉出走以后，她明天会是怎样的？明天会不会重新进入一个更精致的牢笼？这个问题被文学界称之为张爱玲之问。因为张爱玲的大量的作品都是在写这样的女性。她们从原来的陈旧的家庭牢笼中间走出来，但是她们又失去了自我，没有了独立性，在社会上迷失了方向，又重新进入了另一个牢笼。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它反映了“五四”以来妇女运动的不寻常、不容易。甚至连鲁迅先生的《伤逝》同样也在提出这样的警讯。但是安娥妈妈以她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品，给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新女性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她很坚定，一旦觉悟就立即行动，而且不畏任何艰险。在安娥妈妈的作品中，女性是革命的主题、战斗的主题，而不是在社会大潮旁边的观望者、同情者。她们的觉悟、独立、自律，甚至是在爱情上做出的自我牺牲，都令人心中为之一震。我想，安娥妈妈心灵中的光辉，一直在照耀着我们妇女前进的道路。就让我们把安娥妈妈作为无私新女性的榜样吧。

许进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德珩先生之孙许进认为，安娥先生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向坚定、敢于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安娥先生也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她创作《渔光曲》《卖报歌》等作品，表达出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我们要像安娥先生那样，抱定“总有一天光明要来到的必胜信心”，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冯玉萍发言

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田汉基金会副理事长冯玉萍说，安娥先生是一位对我们共和国做出重要贡献的革命家、艺术家。她是女士，也是先生，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创作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基层。她的《卖报歌》《渔光曲》等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我们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今天的艺术家，应该向安娥前辈学习，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演，把安娥先生的作品立体地呈现给今天的观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青山发言

聂耳国际文化促进会会长、聂耳先生侄孙青山回忆了他和妈妈有次去采访过一次“小毛头”杨碧君的情况。当他们说就到聂耳先生去世的时候，小毛头突然泪如雨下。她说：“聂耳叔叔没有死，我在等他。”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前辈之间那种真切的情感。我特别喜欢称她为“安娥先生”，我觉得安娥前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在她坚强的内心里面，她把自己当成一名文化战士。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她是一位文化先锋。我们看到当年聂耳先辈和安娥、田汉先生的情谊，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彻夜长谈，晚上聂耳先辈经常留宿在安娥和田汉先生家里，睡在地铺上。我对田汉、安娥先生之子田大畏先生也是敬爱有加。一次我去送他回家的时候，他说：“青山，你别走。”他从很高的楼上追下来，抱了一大摞书，送给我田汉先生的文集，当时我抱着书，特别想流泪。我觉得这两家人的感情就是不一样：沉甸甸的感情。我们这些后辈还要用我们的真诚和对祖国的热爱，延续前辈的精神命脉。

傅琼发言

在研读会上，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内容运营一部副主任傅琼认为安娥的文字里有光，她的生命里有信仰，在文化和情报的双重战线上坚守一生。这一生是信念铸就的传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这样的女性，在任何时代都值得被重新看见，被认真地书写。她希望共同挖掘安娥先生的精神与故事，用光阴致敬信仰，用故事延续血脉，为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写下坚定而有力的一笔。

马永发言

资深媒体人、编剧马永认为安娥先生的故事应该被更全面、更生动、更鲜活地呈现给当代人。安娥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她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和时代性。他表示要围绕安娥衍生IP做好创新开发，把安娥的故事分段、分季去呈现给观众，打造出一部既能够体现更多安娥先生的精神，又能够得到市场认可和观众喜爱的影视剧作品。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阵地》中饰演安娥的演员王丽坤也发来视频问候，表达她对安娥先生的缅怀和追思。

在文艺表演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冯琬贻、杨子怡、张博涵饱含深情地朗诵了安娥先生的作品《献给女战士》《想起母亲》《燕赵儿女》《我的创作生活》等作品；童声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歌声演唱了《卖报歌》；湛嘉丽演唱的《渔光曲》优美动听。嘉宾们还共同观赏了《情探》《追鱼》等戏曲片段。这些文艺表演让人再次领略到安娥作品的丰富和魅力。种类、艺术形式的丰富。会议结束时，嘉宾们纷纷提笔在明信片上留下对安娥先生的深切怀念和未来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