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之  

西南剧展开幕之日，中国剧运的历史将写着“划时代”三个大字。艺术馆外炮声盈耳，艺术馆里宾客如云，形成空前盛况。

在热烈氛围中，我有点感触。于是联想到“寂寞”，于是联想到在寂寞的医院里患病静养的蔡楚生先生。

天空堆着絮云，天气很冷，七星岩下是一片静寂，蔡先生病房里是一片凄清。他的双颊苍白而瘦削，咯血把他的健康损害了。

“在桂林，为了病而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真感到遗憾!"他的声音低沉。

“文化城举行群英会，许多人不会忘记你的!”我的慰问。

的确，谁也不会忘记为中国电影创造工程而砌砖加石的蔡楚生先生。他是影坛的名编导，《渔光曲》荣获苏联的奖状，可说是他的天才的明证。如果说十余年来国产电影园中有一些绿色的草或红色的花，我们不应该忘记辛勤的栽灌者。

蔡楚生

一个艺术作品的产生，忠实的作家是付出一点一滴血泪的。他为写《自由港》，为表现香港惊心动魄而又交织着祖国兴衰感情的斗争，他不顾身体，不顾穷困，在一个不短的时间中用血泪把它完成。当他掷下手里的秃笔，企图导演时，病魔早(已)经伸手向他阻止了。

他不自馁，他表示要在出院后把《自由港》排成，上演，而且将全部收入捐作贫病文化人的救助金。这种胸襟，只有身受贫病苦难者才具有，才发生这种崇高的同志的感情。

当我踏出了医院时，我不禁再三为他祝福，同时也引起许多疑问:中国剧运进程中，有多少象蔡先生这样忠于艺术的人物?当这些人物以血泪注入艺术，为社会国家献了全部健康甚至生命时，社会国家曾否给过他们一点应有的爱护或温暖?

我找不出答案，于是怀着怅惘的感情到剧展会去访“鬼才”。

新中国剧社瞿白音先生在社里有“鬼才”之称，理事长的资格被同志们忘记得一干二净。但这绰号并未有损他领导的尊严，而是因为他不仅对导演艺术有高度的修养，在事务方面亦具特长。工作时可以通宵不睡，在夜里精神特别兴奋。他就凭着这特有的精神导演过《大雷雨》、《钦差大臣》、《金玉满堂》几出戏。这次参加剧展正赶排《戏剧春秋》。他也曾一度与水银灯作伴，当过成都西北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抗战前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后任抗敌剧团代理团长。在鲁南前线劳军时，适遇台儿庄之战，遂参加徐州突围，化装一小贩，从江北迁回到上海才脱险。此后走香港，入内地，在万劫艰难中又重新站在戏剧岗位为剧运努力。

这次在剧展中他很忙，主任秘书的不是官衔累了他，头半秃，发半白，三十七岁未结婚，（注：瞿白音1910年出生，此处疑笔误）为戏剧艺术，他似乎已决心不嫁。

如果说造成穷的因素不只一端，则吸香烟常常吸空了他袋中的钞票。

通过这样一个导演人物去看剧运，我要说乐观，因为自己忍受了半世的寂寞而献身戏剧，完全近乎苦行者与圣者的行为，愚昧的大众是欢迎这样人物说教的!

当然，今天愚昧大众的启蒙工作是艰苦的，得靠更多忠于戏剧教育的人去作广泛的扩展，在广袤的祖国的平原上，应该每个角落都有拓荒人。

抛开历史去看广东，那近绿色大海而茂草如茵的南国，就应该有艺术工作者去垦拓。因此赵如琳先生成了拓荒者。

赵先生与欧阳予倩先生在广东戏剧研究所时共过事，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和人生经验，已丰富了他理论与实践所探求得的内容，所以跟他谈到他主持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时，他滔滔不绝地发抒对剧运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各地现在多有戏剧的“活动”，还缺少有力的“运动”，原因在各地戏剧工作者未必有同一的戏剧理论与主张，因此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育方针，第一就在干部的培植和有计划的分布。其次在求新中国戏剧艺术体系的建立。戏剧运动本身与整个社会改革运动是同源异流，戏剧工作者应训练成文化教育者，一反前此个人主义的作风，而以各地文化水准的提高与普遍的推动为职责。至于体系的建立，应从整个戏剧艺术的范畴着眼(不仅在演技方面)，以民族的现实为立脚点，尽量吸收本国的优良遗产中之健康质素与世界进步的技巧。

赵先生是一个中年人，理论态度却似乎一个老成学者的态度。在戏剧节的联欢晚会上，广东艺专改革性的表演粤曲，成功处值得考虑深思。看他在广东领导剧运实验改革所建立辉煌的功绩，忠诚的工作者的精神是充分发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