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欧阳予倩在戏剧导演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应当通过对老院导演作品的研究解析，深入了解、挖掘和解读他的戏剧导演观，以期在当代导演艺术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欧阳予倩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学院的校牌“国立戏剧学院”是他亲自写信请毛泽东主席题写的。老院长一生创作、改编话剧四十余部，导演话剧五十余部，在戏剧艺术上有着丰富的理性思考和实践经验。他强调话剧要向民族传统戏曲学习，注重传承、发展和创造。他提倡博采众长，积极汲取国外各种导演流派和艺术观念，“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探索努力的目标。

在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在欧阳予倩老院长雕像的背景墙上，镌刻着他这样几句话：“戏剧家应当站在时代思想的前面，要苦心孤诣的斟酌，要认定戏剧的真义，要培养自己的情绪，要锻炼自己的思想，要与社会民众以极深的同情。……也要以真艺术为标准，……切莫图快一时之意，切莫拿粗糙不完的作品敷衍了事。”“民族化就是要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表现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感情，让人一看感到亲切，不管历史戏或者是现代戏都应当是这样。” 这两句话也体现了欧阳予倩的戏剧观：

其一，要“真戏剧”，要把握戏剧的真谛，切忌粗糙滥制。他主张从事戏剧工作必须十分严肃认真，丝毫不能苟且，因此在排练上必须许以一定时日，十天八日赶出来的戏其演出水平是不够理想的。他还主张艺术必须精心构思，必须精雕细琢。优美的演出无不来自辛勤的劳动。他也辩证地补充说，他并不反对赶任务的“突击”，任务是一定要赶的，但必须竭尽一切，使艺术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

1957年，北京人艺演出《潘金莲》《名优之死》说明书

其二，要在舞台上上演体现民族化的戏剧作品。如老院长的作品《潘金莲》就贯彻着这样的戏剧观——“解决生之难问题，转移谬误之思潮”。在汲取中国戏曲写意性的基础上，他把特有的时代精神寓于潘金莲这一角色上。从今天的度看，这出戏充满了女性主义色彩，能够直入观众内心，让他们一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1957年，老院长为中央实验话剧团再次导演了他的作品《桃花扇》。在导演过程中，他从中国的风俗文化和戏剧传统出发，用强烈的民族感情表达方式，“以纯粹的中国风格” 探索话剧民族化，夯实了中国民族演剧道路的基础。

欧阳予倩编剧《桃花扇》演出剧照

在导演与剧作家的关系上，老院长在1937年6月《导演经验谈》一文中，就对导演与剧作家的关系做了说明：“作家是一个戏的设计者，经过导演的排练而搬上舞台，只要思想的路线大体相同，部分的加强、减弱、或者小小的变更似乎不成问题。”[1]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待剧本就可以按照导演的意志随意改动，甚至“颠覆”。那时，瓦赫坦戈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完全撇开了莎士比亚，对此老院长在看完演出后称：“把旧的名作加一种新的解释，用新的演出法上演，固然也未尝不可。不过，我以为与其如此，不必借重名作，竟可以新的精神去创作同样的历史戏。”[2]

如何对待剧作家的作品，老院长这样说：“我是主张如果要演他的戏，就应相当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过导演有导演的创造，不是作者单纯的再现。”[3]从这可以看出，老院长希望导演与剧作家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出优秀的戏剧作品。

1958年7月，老院长在看完田汉先生新作《关汉卿》一剧的彩排后认为：为了一个新的剧作运用新的演出手法也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手法是有“分寸”的，不是无原则的标新立异，而是要创造适当的形式把剧作的思想、内容、情调更好的表现出来。他说此剧除了演出风格很调和外，内容也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效果。“看了戏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戏剧艺术有它高贵的、战斗的传统，同时也看到劳动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不畏强御敢于还手的。”由此可见，只有立足于剧本本身，目标是为了将剧作的内核幻化成在舞台上的演出手段才是最有价值的。

 有一些文章用“东张西望”四个字来概括老院长的理论思想，但我认为“兼容并蓄”更能概括老院长的戏剧之路。对此，曾与欧阳予倩长期合作过的戏剧家胡春冰先生曾说过：“予倩先生可以说是多才的艺人，似乎是全能的戏剧工作者。他懂哲学，懂政治，长于诗词，了解音乐。他可以创作、导演、表演、设计舞台装置。他会英语日语，对法国苏联文字亦有若干根底。在一个中国人中，确是不可多得的巨人……。”[4] 作为一个全才，老院长的戏剧导演之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值得一代又一代的戏剧工作者们研究、学习、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