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敬如（1928-2013），欧阳予倩先生之女，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声乐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员。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欧阳敬如

她由父亲“春柳社”好友陆镜若的日籍妻子陆清子接生顺产，故小名顺顺。早年在上海师从丁善德先生学习钢琴；1939年随父母到广西桂林后，参加“广西省立艺术馆”合唱队，在“西南剧展”中参演《日出》《心防》《旧家》《草木皆兵》《小人物狂想曲》等话剧；参加陆华柏、林路、贺绿汀等组织的音乐活动；在广西昭平县参加抗战音乐及演剧活动。抗战胜利后，参演《凯旋》《桂林夜话》等剧目。1946年在上海经瞿希贤介绍参加进步音乐活动并研习演出昆曲。

欧阳敬如与父亲欧阳予倩、母亲刘问秋在桂林

1949年4月随家人从香港赴北平，同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师从范天祥及夫人、马思聪、许勇三先生学习视唱练耳、理论作曲、音乐史、钢琴等。1952年经李伯钊副院长介绍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剧团工作，参演《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剧，担任独唱、重唱和合唱演员，期间参加慰问志愿军和鹰厦铁路建设活动。

1954年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任声乐教师，长期研究歌唱和台词的科学发声方法，教授声乐、视唱练耳、乐理、音乐欣赏等课程，曾担任汉、藏、维吾尔等学生的声乐教学工作；编写《气沉丹田贯三腔》《声韵母、带词练习及练习曲》《声乐练习汇编》等教材；译著有《现代意大利声乐方法》。晚年聚焦欧阳予倩研究，撰写发表《欧阳予倩传略》《欧阳予倩年表》《扇上桃花 笔底波澜》等文章，著有《父亲欧阳予倩》等。

1948年，父亲在影片《恋爱之道》的特刊词中写道：“我就以这个影片送走可诅咒的旧中国，迎接人民的新中国。”他于1949年3月只身先到北京，应邀请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他说香港的中共办事处有人会来和妈妈联系，上船的时间、地点、行李等等事情全部听从他们安排，由他们负责送我妈妈、奶奶和我到北平和爸爸汇合。

历代王朝的古都北平已经是解放区，当时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快要离开香港到北京了，我在帮助妈妈收拾行李的过程中心情很激动，整天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为了轻装北上，妈妈卖了我的“谋特利”牌钢琴，退掉了九龙城衙前朗道的一层楼房，只带了随身衣物准备出发。

终于盼到了启程这一天，我们从香港到北京的这一行人由赵沨带队，包乘一艘不大不小的葡萄牙轮船先到烟台，再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到北平。当时的上海还没有解放，海上封锁很严，要保证航程的安全，为此赵沨嘱咐我们说：“（如果有人问）不要说到北京，就说到北朝鲜。”

同船的乘客有龚澎、张瑞芳、张骏祥、白杨、柯灵、郭沫若夫人郭安娜及其子郭和夫、复生和志鸿兄弟仨。（编者注：据赵沨在《自述人生》中说同行的还有：马思聪先生的家属，潘朔端将军的家属等。）虽然春寒料峭，但船上却热气腾腾，大家向往着一个崭新的天地，心情像波涛一样不能平静。

抗战时期重庆话剧电影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教大家唱歌剧《刘胡兰》中的插曲“数九寒天下大雪，天气虽冷我心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伊咳呀嗨！”等歌曲。

船上的大副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名叫倪天朗。他曾到过许多国家，还到过非洲好望角，曾漫游世界。他说见到过有钱人从船上将钱币扔到海里，让黑孩子潜水去拾钱。倪天朗认为这是残酷的“游戏”，往往这些黑孩子为此而丧失了生命。他认为世界上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他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字比较奇特，叫做“天狼星”，但却不告诉我这个名字的英文拼法，让我猜，如果猜出来就送我一块瑞士巧克力。这时我立即想到了龚澎大姐，她常坐在饭厅里看书，我喜欢缠着她聊天。龚大姐是燕京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很高，长期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许多外国记者，如斯诺、索尔斯伯里等对她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她的工作很忙，她说和老乔（乔冠华）都很少有机会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想起孩子就感到内疚。她身材修长，面貌端庄秀丽，朴素中透出高雅。她美丽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显示着深邃的内涵。我请教她“天狼星”英文单词怎么说，她不假思索地立即告诉了我是“Sirius”。紧跟着，我又问她鲸、鲨鱼、海参、海胆、海星等怎么拼……她都笑着一一回答了我。我因此赢得了一块瑞士巧克力！翻过来，我又考倪天朗一些英文单词，我们聊得投机，在翻腾着浪花的栏杆边哈哈大笑。几只海鸥在天上掠过，似乎也想来凑热闹。离开香港越来越远了，绿色的海水渐渐地变成蓝色，深蓝色。夜幕降临，海水就变成黑色了。我要回舱休息的时候，倪天朗说以后要到北平去看我。

当天晚上风浪较大，船有些颠簸。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有人在甲板上大声说话，我赶紧跑到甲板上，只见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著名话剧、电影导演张骏祥，著名演员白杨和不晕船的旅伴们在甲板上谈笑风生。在洒满阳光的甲板上，有一条长着透明翅膀的飞鱼闪闪发光，原来这个美丽的不速之客跟随着风浪闯进入了白杨的船舱，也来参加我们欢乐的队伍。

船上岁数最大的是我奶奶，其次就是我妈妈刘问秋和郭安娜，她们老姐儿俩连说带比划着谈话。郭伯母汉语说得不好，却也能表达心意。郭伯伯回国参加抗战时，把她和五个孩子留在了日本。每当郭沫若在中国演讲一次，日本警察就抓她去打骂一次，受了许多苦。她的小女儿郭淑瑀在香港时常到我家来练钢琴，她琴弹得很好，可惜左手小手指尖在战争中被弹片削去了，后来在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和我同学。战争逼得人们妻离子散，我妈妈对郭安娜的遭遇非常同情。郭和夫是大哥，他长着宽宽的前额，非常像他的父亲郭沫若；可惜他不太会说汉语，只是笑嘻嘻的取出几个橙子给我吃。

在船上，赵沨对大家关怀备至。他曾在香港中华音乐院、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他译配过许多外国歌曲，还编译出版了《和声初步》《对位法初步》等著作。

一到北京，我们就穿上列宁服，人们不再称呼先生、小姐、老爷、太太，而互称同志。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