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十月，田汉先生除在文艺界被内部批判外，还被下放到北京顺义牛栏山公社“劳动锻炼”。当年他已经67岁，除患有高血压外，还有严重的糖尿病，要靠打胰岛素维持，时常头昏眼花，四肢无力。面对下放农村，田汉态度坦然。他服从安排，认为自己是个老共产党员，农民的儿子，还能吃苦耐劳，干好农活。他对为儿子准备行装的93岁的老母亲易克勤说：“妈妈您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您一定要保重啊！”

那段时间，赵一山常在广播里听到、在报纸上看到批判田汉的剧本《谢瑶环》的消息，也了解到田汉在不断地做思想检查并受到批判。他感到田汉先生的日子非常艰难，已经很不好过了。

1966年春节前夕，“文革”之风已经刮起。此时，担任香港华文影片公司经理的赵一山冒着风险携夫人一起到田汉家拜访并向他辞行。那时的细管胡同9号已是门庭凋落，冷冷清清。当赵一山夫妇出现在田汉面前时，田汉握着他的双手深沉地说：“我这里已经很久没来过朋友了。”

赵一山对父亲田洪说，田汉先生见到他非常高兴，亲切温暖溢于言表。尽管当时田汉先生心情不好，言语不多，但还是热情地挽留他们夫妇一起共进晚餐。晚饭后，赵一山为了让田汉先生开心，提议与田汉先生和夫人安娥第二天一道去游颐和园，对此田汉先生同意了。

在颐和园，赵一山明显感到田汉先生的步履显得有些沉重，不似以往那样走路一阵风，两脚响咚咚。以前快言快语、笑声爽朗的田汉先生，今天却多是沉默少语。

赵一山拿出他最新的照相机给田汉先生拍照并与他合影；只见田汉先生依然是那样挺立，但神情些许凝重，没有笑容。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赵一山想，如果请田汉师到香港走走，让他这个老“电影人”帮忙把他自己创作的《西廂记》拍摄出来，或许可以让他摆脱一下目前的处境。他把这个想法对田汉先生说了。田汉先生看了看他，当时没有回答。赵一山见状再一次对他说：“田先生，您要是想去，我会到有关部门办好一切手续的。” 田汉先生此时对赵一山说： “一山呀，我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我哪里也不能去，我相信党会给我一个正确的评价。”

之后，他们两人选了几个景点合拍了几张照片。天色将晚，田汉先生对赵一山说：“一山，谢谢你来看我，今天我有点累了，咱们回家吧。”赵一山闻听此言，眼泪一下蒙住了双眼。他想自己跟随田汉先生工作了四十多年，从来沒有听他喊过累；此时的情景使赵一山感到颇为异样与沉重。他们走到颐和园大门握手言别，当赵一山目送田汉乘坐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远处时己是泪流滿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来颐和园，最后一次合影。他感慨地对田洪说：“假如那次能把田汉先生接到香港的话，兴许他还能活在人间，还能看到坏人垮台，还能来开‘文代会’，还能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提诗做画！”

1982年，市面上刚刚流行“收录机”，当时大陆还没有地卖，我那时非常想要一部，就告诉父亲香港大概有。父亲说，你写封信给香港华文影片公司的赵一山先生，请他帮你买吧，我就按父亲的意思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概半个月后，我收到赵一山先生的来信，他说收录机没问题，他会送我一台。接着让我告诉父亲他的心脏不太好，正在医院治疗。同时他把1966年与伯父田汉在颐和园拍的几张照片也寄来了，说其中只有一张是彩色的，要我们好好保存，说这是田汉师去世前最后的几张照片，非常珍贵。

收到信和照片后一个多月，我们突然又接到赵夫人的信，说赵一山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已于1982年10月逝世了。我父亲得知消息后非常悲伤，他说自己走了一个好兄弟，一个好朋友。他要我一定要记住赵先生的名字，是他在田汉最困难、最痛苦、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去看望了他，特别是他还为田汉先生留下了生前最后的几张照片。时间一晃40年过去了，赵一山先生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