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光曲》——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安娥作词，任光作曲，产生于1934年春。该年6月电影放映，此歌立即流传全国，是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进步歌曲之一。

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的年代，又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年代。

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肆无忌惮地一步步伸向中华大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屠刀更加凶恶地指向人民群众。

内忧外患，国难家仇，使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中国人民不愿作亡国奴，不愿作冤死鬼。人们挣扎着生活，人们也挣扎着战斗。

三十年代的进步电影《渔光曲》表现了贫苦渔民的痛苦生活，是对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在上海破天荒地连演八十四天，这与很受观众欢迎的主题歌《渔光曲》大有关系。诗人安娥和作曲家任光这两位文艺界前辈，用生动深刻的语言，凄切悲愤的音调，描绘了广大渔民在祖国广阔的大海里摇船撒网，辛勤劳动，却是“鱼儿难捕租税重”，“捕得了鱼儿腹内空”。在这祖祖辈辈世世穷的极为困苦而又十分危险的劳动生活中，又有多少善良的渔民被夺去无辜的生命啊？！但他们不绝望，他们还要生活下去，还在期待着那幸福日子的到来。《渔光曲》的主人公们那种摆脱困境的强烈要求和十分执着的求生欲望，在处于使人彷徨、困惑、苦闷的三十年代的感到耻辱并具有民族危亡紧迫感的人们心中，不仅引起怜悯、同情，它也像敲起警钟，激励人们觉悟。特别是青年们更是反映强烈，大家十分喜爱这首歌曲，在马路上都可随时听到《渔光曲》的歌声。我那时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也在《渔光曲》的动人的歌声中回忆着我早年的贫苦生活遭遇，激起我对旧社会的愤恨。我从小就爱唱《苏武牧羊》一类情绪悲壮的歌曲，因此我学唱这首歌时，感到十分投入。李公朴、柳湜、艾思奇这些文化名人在聚会时，常邀我插唱一段《渔光曲》，给我很大鼓励。我还把它编成口琴独奏曲，在上海“东方电台”（一个小电台），我用一个口琴队姑娘的名字演奏这首曲子，以引起人们注意收听。后来我更进一步发现它在人民中所起的重大影响，因而也更加坚定了我进一步学习音乐，用音乐这一有力的艺术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过去，也有人认为《渔光曲》只是表现人民的痛苦，没有发出反抗的呼声，因而对它所起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人们任何行为都与一定的思想感情联系着；揭露社会黑暗、描绘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正是反对黑暗社会、改变人们痛苦生活的直接前提和思想基础。它虽然不像《大路歌》《开路先锋》那样鼓励人们奋勇前进，更不像《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那样直接号召人们参与反帝战斗，但它是用深刻生动的语言，描绘贫苦人们的生活，它能渗进人们的感情深处，更深一层教育人们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引起人们深思，促使人们觉悟，激发人们与旧社会斗争的坚定意志，它具有别的宣传教育所不能代替的动员力量。

《渔光曲》也可以说是救亡歌曲的先声，为人们的觉醒起了鼓舞和催化的作用。它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这些战歌相辅相成，在开展救亡歌咏运动、提高人们爱国救亡和反抗压迫的革命意志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和其它革命歌曲一起，在革命音乐发展过程所做的贡献和影响，是久远的，永存的。

有一年我有机会去东海美丽的舟山岛访问，在静夜的岛上，忽然听见一支熟悉的旋律传来，一听就知道是我所喜爱的《渔光曲》正在电台播放。在新中国著名的渔乡，听到60年前创作的《渔光曲》，那种亲切感情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它教育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更要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

安娥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歌词，现在能收集到并录入本歌集的就有80多首，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也是多样的。像大家十分熟悉的那首聂耳作曲的《卖报歌》，是儿童少年们非常热爱的歌曲，也传唱了60多年了。安娥用简练有力的句子，写出了解放前城市贫苦儿童对新社会的憧憬，在纯洁的儿童心里，燃起光明的火炬。当我看到新中国幸福的儿童少年们穿着美丽的服装唱起这首歌曲时，我也就想起旧时上海滩上那些穿着破衣裳，在风吹雨打、太阳曝晒的恶劣气候中高喊“卖报啊，卖报！”的情景，就有特殊的感觉，甚至不自觉地又难过起来。这是多么不同的两个时代啊！同时，也说明诗人安娥笔下预言的儿童少年们幸福的新生活终于实现了。

安娥和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同志合作、创写的《路是我们开》这首歌，又表现了她的诗作另一风格。她用有力的词句，道出了“运用铁腕去创造新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星海同志为我们留下了音调铿锵、给人们以力量的雄壮的歌声。

安娥同志是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过程中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以女诗人和剧作家闻名于世。她的歌词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她的不少歌词谱成歌曲后，不仅在三、四十年代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用歌词参与了祖国的伟大建设和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发展，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新词，满足了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对歌曲的热烈要求。

安娥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艺界的老前辈。她的工作与创作是同时代的步伐，同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起前进的。她年轻时就离家出走，投身革命。二十岁（1925年）就在北京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0月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同时从事文艺工作，是“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剧联“音乐小组”以及“歌曲研究会”等左翼文艺组织较早的成员。她从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门工作，《渔光曲》《卖报歌》等名曲，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同时，她还写了其它一些作品，如：《新凤阳歌》《新莲花落》等歌，都是安娥同志在民谣的基础上，改写加工，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这些新民歌流传也很广，她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抗战爆发后，安娥到武汉、重庆、桂林、贵阳、昆明等处参加抗战文艺工作，还到过河南、湖北第五战区前线，并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访问，曾经历过极为艰苦的战时生活，也写下了不少感人的歌词，如：《丧家失业的人啊》《新娘四季歌》《战地之春》《洪波曲》等。

抗战胜利后，她去上海与田汉同志一同编《新闻报》的《艺月》副刊，写了不少散文，并为进步学生运动写歌词。本书编者告诉我，这次编歌选时未能找到这部分作品，很为遗憾。

田汉、安娥等人观看青艺演出。前排左起：金山、李维汉、田汉、廖沫沙、安娥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后又调到中国剧协创作室。她是左联时期颇有成就的老同志，不少歌曲长期受到群众欢迎，但她平易近人，默默工作，从不有所显露，她以火热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歌词，歌颂新中国，歌颂党，赞美人民的新生活。如：《北京之歌》《天安门前的骄傲》《节日的晚上》《三位少女》《花间之歌》等歌词。与她合作，为她的歌词谱曲的著名作曲家有贺绿汀、马可、李劫夫、张文纲、李群等。其中不少歌曲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中流行，有些已成为青年演唱的保留节目，如《节日的晚上》等。她还为中央实验歌剧院译配了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的唱词，上演时很受观众欢迎。安娥同志译配和配歌的外国歌曲和少数民族歌曲，也达到配词与原曲调和谐一致的较高水平，所以能够很好流传，受到欢迎，如：《美丽的姑娘》《在泉边》《哈萨克圆舞曲》等。为报道抗美援朝的英勇战斗，她去朝鲜战场采访，写了一系列报道，并编成专集出版。她还曾担任中国音协《歌曲》编委和歌词顾问，一些歌曲作品中，歌词出现问题，均送安娥同志审阅，以至修改、润饰。她对年轻的词作者十分关心和爱护，经常与他们一起交谈歌词创作问题。

不料1956年，一场病夺走了安娥同志的健康，使她失去了写作能力，这是我们感到非常痛惜和遗憾的事。“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已是半身不遂的安娥同志仍备受迫害，特别是“四人帮”蛮横无理地宣布田汉同志是“叛徒”，永远开除党籍，这使她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健康遭到严重损害，于1976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安娥同志词作谱曲，是中国音乐作品宝库中闪光的一部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重温这些作品，不仅是为了纪念她，而且是为了学习她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在艺术上注意描绘意境之美，达到含情之意，力求词韵流畅，和谐统一，雅俗共赏；学习她紧扣时代脉搏，为革命、为人民歌唱一生的奉献精神；学习她热爱祖国、热爱党，至死不渝的一片赤诚！

安娥同志的革命精神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她的深受人民热爱的优秀作品必定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本文为《安娥作词歌曲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