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京公演的时候，志摩先生曾有信与同社谢君，谓只等我们回到上海，要大大地帮帮我们的忙。实在志摩是南国很早的同情者与认识者，从鱼龙会起就帮过我们很大的忙……现在又依他的努力藉《上海画报》替南国出一特刊，在理只有感激，但谢君来立索万言，谓印刷所等着要用。我非倚马之才，又在百忙之后，只好借了朋友的万年笔，拉拉杂杂地谈谈“南国的哲学”。

狗的运命

在我们第一期公演的时候，有一个颇受人欢迎的剧本《苏州夜话》，其中又有这么一句不十分为大家所注意的话——“好的东西的运命总是破坏的。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这才是我们的态度。这几句话虽不十分为人注意，但我近来极好用他。这是什么缘故呢，谈起这个的由来便成了南国的悲哀——不，人生的悲哀了。

我在东京月印精舍住的时候，男男女女共有七个朋友，朝朝在一道，很是相得。结果我们结拜成兄弟姊妹了。有一天晚边我们出去散步，在青山练兵场一个兵士们躲雨的棚子里看见了七条极可爱的小狗，是生下来一些日子给主人家丢弃在那里的。我看见了又是怜悯，又是欢喜，尤其是那几位姊妹们喜欢得像得了好朋友似的，拖起来放在怀里不肯放。后来我们率性一布袋都给拾回来了。我们是七个人，它们是七条小狗，不刚合适吗。并且碰巧一个礼拜又是七天。于是我们定下规则了，每人每周值日喂养这些小狗一次。

但第一天晚上那些小狗便使我们的兄弟姊妹之一部失望了，它们不懂规矩，擅自跑到一位女士的座边，把她一铺顶爱惜的椅垫撒脏了。她气愤起来，提起那小狗的耳朵使气力向庭子里一摔，那刚生不久的狗，汪的一声早跌个半死了，同时弄脏了地板的、席子的自然不少，于是它们受弹劾了。结果选择了一对最好的，一公一母，算是最后“生存的适者”。其余的就用原来的那个布袋，尽晚送到原来的那个地方了。后来这两条小狗的运命，应该是平安的吧，但喂了一个礼拜以上，不独我们女居停主人因为多吃了她的米，不高兴，就是我们昔日的同志们也懒散起来，又有人说：

——日本喂狗抽税颇重，你们喂着它们，究竟安排怎么样呢？难道带回去吗？那笔船钱很可观了。

一些穷学生的偶然的高兴，究竟敌不过冷静和理智的槌击。隔了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庭子里只剩了那只公的小狗了。

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条小狗，我们的仁民爱物的心，几乎一切都集注在它身上。但是我们对它的热望太大了。那时的我正爱念科南达利辈的侦探小说，便想把它训练成一条有望的侦探狗，在庭子里把东西埋在土下，叫它去扒开。刚生下的它，怎么会动这样的脑筋呢？喂了一个月，他们对于它的热心都冷起来。结果连这最后的一条小狗，在我上学的时候给老七送掉了。直接原因自然是它咬坏了老七的一根值钱的领带。在我回到宿舍看见一条狗也没有了的时候，我心里和庭前老树一样地寂寞，和阶下的狗的食钵一样地空虚。我漠然地但又明确地观得人类的力量太弱小了。七个人的力量甚至不能养活一条小狗。为着此事，我们的大哥王新命不是写一篇小说叫《狗史》么。

人的运命

随着我们的爱恶被我们或拾起或丢弃的七条小狗的运命固属可悲，而我们自称“万物之灵”、自信“人定可以胜天”的七个人的运命呢？却也不见得受上帝的祝福。我们结拜之时相誓各不相弃，互相扶助的，现在或因转学，或因家庭的关系，或因感情的冲突，或因经济的压迫，一个个地终于得离开月印精舍了。如王大哥之上哈尔滨，康姊之归广州，我和漱瑜之归上海。其他诸友还不像那七条小狗一样，一个个同受着运命的颠播！

比方这上面是多么平常的一张照片（照片见第二版第一帧），这是我的兄弟寿康在今年我们由广州回沪路过厦门时拍的，但在我们这三个人是多么意义深长的纪念啊！我们是由那一次分手后的第一次的重聚。其间经过了十年岁月，经过了无数运命的播弄，我们都成了中年人了。我自漱瑜下世即在上海教书，王大哥扶着病在厦门新闻界恶劣的空气中苦战，康姊则在广州偕其夫执教鞭。我偶因率南国社话剧股员赴粤演剧，终发见康姊丈夫被杀，康姊亦呻吟狱中，偶因看报纸才在狱中知道我们抵粤。我们费两月之久救出康姊，赴厦门才与王大哥相遇。今者康姊脱鞅，南国事务之余，尤能助我演剧，真乃偶然。差幸我等三人虽然受着运命的不断的播弄，却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个性”不为境遇所挽屈。我们十年之后看着各人失去了青春的面颜，告诉老之将至的白发，虽然不免伤心，却毫无所惭愧，因为我们对得住时间。我们都奋斗了，而且奋斗着。

我们知道人力虽然弱小，却有它的伟大的地方。

我的运命

我住在月印精舍时代，因为成仿吾也住在那里的，与郭沫若、郁达夫合而有创造社之组织。我的《咖啡店之一夜》与《午饭之前》等剧，便是在月印精舍写的。及回国，住民厚里，与成仿吾不睦，因另创南国社，发行《南国》半月刊，社员就是我和漱瑜。我和她真是相依为命。她是安排和我孤单奋斗到底的。在这时期，我写成了《获虎之夜》等剧。但我刚说的好的东西是容易破坏的，天不久就把我最好的东西破坏了。漱瑜死了，半月刊和新闻自然就停顿了。怀着破碎的心从湖南折回到上海来，出了半张《南国特刊》，已十五期又停顿。于是而有南国电影剧社之组织。由二百五十元起手，几经困难，阅时年余，拍成《到民间去》一剧而至功亏一篑之时又力不能支，不得已就食南京。自南京归后，接办上海艺大，经费奇窘而有上海艺术鱼龙会。虽在经济上失败，而南国在戏剧运动上为识者间接认识自此时起（此时期之副产物为影片《断笛余音》）。继而艺术上之同道渐多，乃另创南国艺术学院，同时成立今日之南国社，使学院为其事业之一部。惨澹经营一年，吾人已有玲珑之小剧场，玻璃之画室。一切粗有眉目，意外之打击忽来，年余之功废于一旦，南国艺术学院又陷于停顿。但学院虽陷于停顿，学院同学仍聚而不散，团体且视前益坚。别种事业虽因经济的压迫而无法发展，独至戏剧运动，则于此时期进展不已。自因旅行之便赴杭公演后，继续公演于上海、南京，皆得相当美果。今春复公演于广州。昨又赴京作第一次公演。于是社会上提起南国社，以为是一个戏剧团体，实在戏剧运动不过南国整个事业之一小部耳。虽然即此一小部分的事业，已经不是容易的。南国社没有钱，社会上没有多大理解，要靠着感情集合许多男女青年作费力不讨好的艺术运动，结果到处要碰着阻碍，感着寂寞，且好好的团体随时有破坏之虞。南国社戏剧运动从开始至今，除一二效死不去之徒外，曾经过多少次破坏啊。当你正高兴做着很美满的梦的时候，人家已经预备着离开你了，我们这次请帖上不有这么两句话吗：

远征南海有沉珠之叹，乍泛莫愁堕落花之泪。

这都是有他的本事的。朵云易散，琉璃易脆。当这个时候，我们从不悲观，因为“要走的人，追也是白追”了。你只能赶快拿出人类的伟大的力量来打别的主意。这个人没有了，赶快物色别的人；这出戏不能演了，赶快写别的戏。南国的戏，其中必含着一种新的悲哀。因此南国社的社员越发达，便可知其旧分子越转动得激烈。这是穷乏的南国社的无可如何的出路，就是它伟大的哲学。

他们把成败利钝都付之运命，只尽人力。尽管被人不断地破坏，他们仍在不断地创造。

要不如是，南国社早没有了，要不如是，南国社也没有将来了。

——载于1929年《上海画报》第4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