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先生于一九六二年去世后，已经十七年了。今天我们纪念欧阳先生九十诞辰，怀念这位从二十年代起不遗余力战斗了一生，并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倍加激动，更感到这位艺术家的可钦可敬。

从三十年代起，欧阳对新舞蹈艺术在我国的传播发展所给予的热情支持，他在舞蹈艺术上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在我几十年的艺术活动中，欧阳始终是一位良师益友，令人永远不能忘却，并对他怀着无限的敬意。

   青年吴晓邦

一、上海颖村时期

一九三五年初春，我在上海颖村举办“晓邦舞蹈研究所”，当时欧阳也住在颖村，他住二号，我住十号，可以说近在咫尺。那时他不仅早已是戏曲表演艺术家，而且在“五四”后的新演剧运动中，也是一位颇有声誉的戏剧家。就在此时，他已经注意到我的工作，使我很为激动。因此没有经谁介绍，慕名造访，我们就在这时期相识了。真是一见如故，每每促膝长谈，中夜不辍。从日本的歌舞伎，谈到爱莎特拉·邓肯，从东方、西欧的各种舞蹈流派，扯到戏曲中的舞蹈……。并也说到过我的老师是怎样受邓肯的影响，在创作和教学上走的一条浪漫主义的道路，以及我的事业、理想等等。在这初识的阶段，就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他和一般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不同，所研究的不仅限于戏曲，而且还有“五四”后的新戏剧。他有对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的鉴赏能力。他在表演艺术（包括戏曲、文明戏、话剧、电影等形式）上所显示的才能，以及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都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知识异常渊博的艺术家。在他与文化界各方面的朋友相处时，他理解人，同情人，真诚无私地支持别人的艺术活动。

不久，他便把他的女儿敬如，送到我的研究所来学舞，一周三次。他把爱女送来学舞，而且是那样认真，无疑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鼓舞。这一段时期，我与欧阳所建立的信任和感情，使我增强了信心。一九三五年冬，我重去日本，和欧阳就暂时离别了。

二、抗日烽火中的友谊

我和欧阳第二次相处，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抗战开始，我就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抗日炮火的洗礼，使我钻出了艺术的象牙之塔，投入人民群众的怀抱，到硝烟弥漫的斗争生活中去。而在舞蹈上，我正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重要时刻。我辗转在农村和战士之间，我的心灵在体验着劳动群众的苦乐。我的人生观、艺术观正在经历着一个步步靠向人民，靠向革命的转折。在这个关键时刻，欧阳依然似老友样地在关注着我，支持着我。由于他的建议和安排，使我有机会和他第二次相处，并再一次受到他的教益。

1937年，吴晓邦（后排左二）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四队

一九三九年的后半年，我在上海举办了第二次舞蹈作品表演会。当时的上海已是一个“孤岛”，人心惶惶，气氛紧张。我在这种形势下坚持着挣扎、苦斗。欧阳当时寄居香港，从报上了解到我在上海的工作情况，遂即来信要我去香港，同赴广西，会同在桂林的文艺界同仁，在抗战的后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他在信中指陈利弊，热情洋溢，使我对抗日救亡的前途，对自己的艺术事业，都鼓起了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当时欧阳年已五旬，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是享有盛名的艺术家，而我还只三十三岁，要创建为民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新兴舞蹈艺术，从理论到实践，还处在酝酿摸索的阶段。我和欧阳之间所建立的友谊，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从而充分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那种坦荡无私的胸怀，和在艺术上热情育人的高尚品德。也就在这种友谊和信念的驱使下，我决计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到香港去找他，并一同去桂林，开辟新的舞蹈园地。

1937年，吴晓邦参加新四军军部演出《义勇军进行曲》

三、从香港到桂林

从香港到桂林，是我和欧阳相处中最难忘怀的日子。抗战时期，内地交通很不方便，从香港到广州湾是海程，可是从广州湾到郁林，就得爬大山，并且需要五天的路程。我们一行六人——欧阳一家四口，还有他的亲戚和我，除行李请人背挑外，一顶山轿是请欧阳夫人乘坐的，其余五人则是徒步跋涉从广州湾到郁林，行走在广西的大山林之中，虽然有几分辛苦，但却给了我们倾吐胸怀的机会。从国家的前途，三十年代的艺术，古今中外，一路爬山一路交谈，在仆仆风尘中却增添了无限乐趣。不管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欧阳，还是一位前辈和长者的欧阳，在这行途之中的了解，更使我对他油然生敬，珍视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友谊。

1939年，欧阳予倩（左一）与吴晓邦在桂林

我们一行六人中，唯一通晓粤语的就是欧阳。从广州湾到桂林的日日夜夜，住、行以及沿途的一切安排，责无旁贷也只好由欧阳承担了。记得欧阳一家的谈话是用浏阳话，我一句也不懂；而欧阳和我谈话却是用我的家乡话——苏州话，由此可见，欧阳还是一位中国语言的专家。在这次旅途之中正逢中秋佳节，我们一行住在山村的小客栈里。那晚，皓月当空凉风习习。欧阳夫人兴趣盎然，取出昆笛，横吹一曲，笛声抑扬，直上云天。欧阳心旷神怡，在曲声中，他歌喉宛转，意兴大发，离座蹊踨，翩翩起舞。一时间我们忘却了旅途中的疲劳，也忘记了是住在山村的小客栈内。当时我一方面为欧阳那样醉心于艺术所感染，更为这一对亲密无间的模范夫妻的高尚情感所感动。对于欧阳夫人，熟悉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有同感，虽然封建的旧制度缠住了她的双足，但她历尽艰辛，支持欧阳，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五四”时代女性的那种个性和精神，令人敬佩，实在令人敬佩。

到达郁林，欧阳向地方行政部门出示了黄旭初给他的委任状，我们总算坐上了一辆超重的货车。货车沿途抛锚，摇摇晃晃，又颠簸了五天，才到达桂林。欧阳一家和我都住在榕荫路姓刘的湖南同乡家。

1940年，吴晓邦（左二）与《虎爷》演职人员

欧阳当时是广西省府顾问兼艺术馆馆长。那时文化界知名的人已在桂林的有夏衍、林林、孙师毅等同志。桂林集中了很多爱国的文化人士和大批沦陷区来的爱国青年，真是盛极一时，思想非常活跃，成为抗战救亡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堡垒。从一九三九——一九四二年，我在欧阳的指导下，积极开展了新舞蹈运动的活动，到处演出、讲课、宣传舞蹈运动的意义，先后到过重庆、长沙、曲江、贵阳、柳州等地。同时为桂林的新安旅行团排了《春的消息》和舞剧《虎爷》等。从无到有，在南国的许多城镇播下了新舞蹈艺术的种子，在“五四”后的艺术园地之中，发出了幼芽。而这些工作的开展和活动，都是与欧阳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

四、到延安的前夕

一九四三年秋，我由曲江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路过桂林，打算进行旅行演出，我去征询欧阳的意见。在旧时代，一种新兴艺术的建立，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如果没有“官家”的钦定和封建买办官僚势力的撑腰，每进一步都好似移足于蜀道，步步艰难，又有如在沉沉的黑夜点燃一支微弱的烛光，随时都有被扑灭的可能。我当时的处境，欧阳是很清楚的。他赞赏我的闯劲，也深知我的苦辛，无限深情地劝我：“带着一家人，两个学生、一个钢琴师，没有经济支援，没有任何后台，如苦行僧一样地到处奔波演出，这样闯荡是有几分危险的，因为条件不够成熟，为时太早了些。这何异于流离失所，漂泊江湖.太艰辛，也太痛苦了……。”他是不大同意我这种流浪活动的，我理解他对我的担心和爱护，不忍让我在那个世界上毫无保障地孤军作战。我非常感谢欧阳对我的一片心意。然而从一九四三年秋季开始，在一种冒险思想的推动下，我还是那样做了，奔走在西南西北各处，挣扎和苦斗着。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奔赴延安，才结束了我十几年的动荡生活。  

1948年，沈阳鲁艺舞蹈队合影，吴晓邦（中排左二）、盛婕（中排左一）、吕骥（中排右五）

五、全国解放之后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他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此时相见，已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随着全国的解放，艺术家们所饱受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是一去再也不复返了。乃故人重逢，百感交集，不由得谈起了往事。他仍象以前一样的热忱，使我倍感安慰；并急切地向我提出了新的期望。记得他说：“现在解放了，你可以安定下来了。过去为新舞蹈运动东奔西跑，象苦行僧样的坚持了十几年，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现在你可以实现你的理想了。”而且告诉我，中央为适应解放后的形势和要求，准备办一个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为期一年，为全国发展舞蹈艺术培养骨干，开辟新的前程。并征求我的意见，让我主持这项工作。作为一位我国戏剧事业的领导，文艺界的前辈，欧阳如此关心舞蹈事业的发展以及我个人的工作，使我十分感动。我记得就在他的推动下，为繁荣我国的舞蹈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戴爱莲先生主持的专业舞蹈团；同时在崔承喜来我国后在他的协助下，又成立了“崔承喜舞蹈班”，还有我所主持的“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培养从各省市调来的五十多名干部，对开展我国的舞蹈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1年，欧阳予倩、吴晓邦与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师生合影

一九五二年舞运班结束之后，根据事业的发展，从舞运班和崔承喜舞蹈班留下一批研究生，组成一个教研小组，着手搜集整理研究中国舞蹈教材，准备在戏剧学院成立舞蹈系，这个小组同样也经常得到欧阳的关心和指导。

一九五六年，中国舞蹈研究会进行中国舞蹈史的十二年规划，欧阳自告奋勇，亲自带了研究会的几位年轻同志，帮助他们从古籍文献中整理了一套《中国古代舞蹈史资料》。经过他辛勤的诱导，几年之间培育了一些年轻的同志，基本上都能独立地进行工作，做出一定的成绩。这一批研究舞蹈史的新生力量，是在欧阳亲自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至今这几位同志还念念不忘欧阳对他们的教导。

一九六〇年，由于文艺思想上的某些片面性，影响了舞蹈协会工作的开展，这时欧阳出来担任了中国舞蹈协会主席，维持了当时的局面，并继续负责《中国舞蹈史》的编写工作。他在具体的领导岗位上，又一次支持了舞蹈事业。

1979年，在会议上发言的吴晓邦

欧阳予倩先生逝世已经十七年了。今天，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转移，正准备迎接一个文学艺术的新的繁荣时期。回顾三十年代以来的活动，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的舞蹈事业是与欧阳予倩同志的关怀、扶植分不开的。纪念他的九十诞辰，我们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感谢他对我们事业所做的贡献。他那和蔼慈祥，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辛勤育人的长者之风；他那醉心于艺术，勇敢创业的顾强精神，以及他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成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为了纪念欧阳予倩同志九十诞辰，为了纪念这位始终不渝关怀舞蹈事业的前辈，我们将把他的遗著——《唐代舞蹈》，和根据他的精神所整理起来的有关舞蹈的论述，一并出版，以此表示我们的怀念，也以此纪念我们敬爱的欧阳予倩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