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桂林的时候，正是桂林以“文化城”为全国所注意的时节。桂林的戏剧运动空前蓬勃，几位对戏剧有过贡献的人都在同一时候聚集在桂林，他们就是欧阳予倩、田汉、夏衍、焦菊隐、熊佛西，和更多的搞戏剧的同志们。

这种盛况是不可多得的，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欧阳予倩。他和弘一法师（李叔同）当年自日本归来，就一起在祖国大地上开展新话剧运动，在中国剧运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过去，我只是在剧作上和他会晤过，在剧照上和他会晤过，直至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来到桂林时，才有机会和他真正会晤。

他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亲切，不但不把我当作一个外行来看待，反而随时随地向我灌输些戏剧知识，特别是地方戏的知识。他是个“活字典”，有些话刻印在我脑中，至今还很清晰，他曾幽默地说，硬是要拖我“下海”。在随便聊天中，每当我不经意地对京剧、地方戏，提出一些问题时，他却是十分经意津津乐道地向我谈论着，好像要把他一生的经验，都倾倒出来似的。

由于欧阳予倩和田汉的关系，使我这个对京剧毫无常识的人，也敢于尝试写起京剧来。要不是由于他们的鼓励，我大概是不容易踏进京剧或话剧这个门槛的，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可是，他们二位是首先主张不隔行的，他们是真正的戏剧改革者，所以，他们总是想使古典戏剧和正在发展中的话剧多注入一些新的血液。也正是由于他们不把我这个外行当做外行，竟然约我为他们创作京剧剧本来。

桂林是唐朝李靖驻守的地方，所以也叫李靖城。那时，我看到桂林城墙上，还留有他的遗迹，不由引起我强烈的创作愿望来，因此我便写了京剧《红拂传》，交四维剧社演出。剧本发表在陈迩冬主编的《大千》上（可能是第七期），同期刊载了柳亚子先生《关于红拂传》的长文，这期就成了“红拂传专号”。欧阳予倩看了《红拂传》，大为兴奋。大概他认定这是拖我“下海”的一个机会。他便要我写更多的京剧本。他把一个自己想写而还没有动笔的剧本题材推荐给我，要我来执笔，那就是《王翠翘》的故事。可是，那时为了柳亚老做寿，我正在把《柳毅传书》改成京戏，我没有时间立刻把《王翠翘》改写成为京剧。

欧阳予倩为了这件事，几次亲自到我住的三多路的小楼上来催我动笔，他愿为我提供一切方便。连分场他都替我想好了，甚至还要为我安排唱腔，因为他知道我是“外行”。

可是，那时我身体不好，又忙于写短篇和长篇，也由于客观上的鼓励和主观上要尝试的愿望，我把《安娜·卡列尼娜》改编成为话剧，还把《红楼梦》改编为五幕话剧。为了一鼓作气赶着把《柳毅传书》完成，我不但在门上贴了“谢绝来宾”的字条，而且从楼下贴到楼上，凡是目光所及处，都贴上了“谢绝来宾”的纸条。

一天，欧阳予倩又来找我了，他看到了字条，依然走上楼来，很可能是因为我的字条贴得太多了，触动了他的幽默感。待他来到楼上，发现我并没有在家，他诗兴大发，便写了一首《杜门诗》，钉在我的门上径自去了。这就是后来传出的《杜门诗》。原诗被秦牧同志记起，诗是这样的：

女儿心上想情郎，

日写花笺千万行。

月上枝头方得息，

梦魂又欲到西厢。

这首诗写得很有意思，既不伤大雅，又起到杜门的效果，表现出欧阳老的幽默感来。欧阳老也和柳亚子先生一样，容易和青年人成为忘年交，从不板起脸孔，以前辈自居。他对青年一向是爱护的，他找我写《王翠翘》，而且先就说明要亲自导演。后来由于湘桂大撤退，我写成初稿的《柳毅传书》全部丢失，至于《王翠翘》的创作愿望，也就付诸东流了。

现在，稍稍有点欣慰的是，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中，我还珍藏着欧阳老写的那首《杜门诗》的姊妹篇。由于要说明那首流传过一时的《杜门诗》，是欧阳老的大手笔而不是我写的，因此我想：欧阳老另外写的这首充满幽默感的小诗也可以公布于世了。因为用这首诗来和另首《杜门诗》一对照，任何人都可看出它是欧阳老的手笔了。

这另首诗，也是来得不一般。原来，欧阳老有一次来找我，他是悄手悄脚来到楼上的。我正在桌前专心致志地写作，忽然从窗根外塞进个字条来。大概，欧阳老估计他来时，又会碰到我正在写作，所以预先就写了这首绝句，从窗外递进来了。原诗也是开着小玩笑的，还戏称自己为“小生”，上款落的是“红良小姐”。原诗抄录如下：

春宵何处觅情郎，

拥被挑灯春恨长。

吟到拟云疑雨候，

小生端合便敲窗。

现在，我写这篇小文，也是坐在窗前桌旁，微风从窗外轻轻吹来，欧阳老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又一次感到，我们许多前辈们，他们在严肃认真工作的同时，对青年的扶植又是不遗余力的，而欧阳老又有他独具的幽默感和“人情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