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槐秋 (1898-1954)，原名震球，中国戏剧活动家、演员、导演。湖南湘乡人。早年赴法国学习航空机械。1925年回国，参加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共同推进南国艺术运动，主演影片《到民间去》等，后加入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1933年组织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中外名剧，对推动演剧职业化，提高话剧演出艺术水平有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导演。1954年病逝。

    《我与南国》是唐槐秋先生对南国生涯的回顾，原文载于1934年《矛盾月刊》第二卷第5期。

关于“南国社”的文章，近来在好几个刊物上读到过，似乎无需我再来做一回旧事重提的笨工作，可是《矛盾》的编者潘孑农先生屡次叫我再写篇，他的意思是因为知道我是首创“南国社”之一人，关于初期“南国社”的历史，当然知道得比别人详细真切，由我写出来，或者也会比别人来得真实一些。潘先生的诚意可感，所以我也就秉着义不容辞之旨，拿起了我的拙笔。

可怕得很，光阴实在过得太快了！

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我由欧洲回到中国。

同时也知道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南国社”的产生。

由八年后的今日，回忆到八年前的当时，实令我兴起无穷的感慨！

一九二五年的十月十日，为着庆祝国庆，我还在巴黎的一个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喜剧，因为这演戏的关系，把我的归期改到是年十一月；所以当我乘坐的“保罗列加”邮船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酷冷的冬天。

到了上海，本想回湖南原籍一趟，看看年老的祖母和母亲，可是盘费已经用罄，只好在三马路的孟渊旅社暂时住下。我十年不到上海，一切都生疏了，可是晚间偶然走过四马路，只见街道的两旁，依然是塞满着以方便为怀--不，不，完全是自外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自内遭了农村破产的惨剧，处在经济重压之下，为着她们的生存，不得已而操作的女同胞。

乡下人走进大都会，昂着头向前瞎闯，似乎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可是在外国住久了的我，又何尝不是跟乡下人一样！所以那天晚上我也是昂着头在四马路瞎闯。

噎，忽然有四个大字映到我的眼前——欧阳予倩。

再仔细地察看一下，我恍然地明白了，原来这四个大字的牌子是挂在丹桂第一台的门口，啊，对了，予倩还在这里唱戏呢！

我即刻回到旅馆里写好一张条子，叫茶房送去，一会儿，予倩飘飘然莅临了。隔别十年的老朋友，忽尔重逢，彼此的高兴，不言而知。

次日，予倩请我到他家里吃便饭，除了他的家属之外，只请了一位陪客，这位陪客，现在说起来就大大地有名了，他就是田汉。

“久仰得很！田汉先生。”我向他来了一句俗套，在予倩替我们双方介绍了以后。

“彼此彼此！”想不到田汉先生倒是很交际地和我应酬起来。

当日予倩夫人亲手弄了许多好吃的湖南菜，而且沽了大量的好酒，然而田汉先生在席上却非常地客气，简直就不肯伸一伸筷子；嗣后谈起，才知道他是已经吃过了饭来的。其实予倩昨晚就请定了他，奈何我们这位文学家睡了一晚，就完全忘了这么一回事。等到他在某大学里教完课，吃完了饭，这才忽然想起，现在却是特为赶来签到字的。

我们一面食着故乡的美味，一面就交谈起来。我所谈的大概是关于我在法国航空队里的许多故事，他们都很感兴趣似的听着。因为座中有予倩和田汉，我们的谈话会转到戏剧上面去，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最后我们大家又谈到电影，而且由谈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三个人对于电影，都有着同样的爱好。

这一天，予倩夫人和予倩的令妹征姑都特别地高兴，和我作酒的较量。我的新由葡萄之国归来的饮士，又在故人家里，承故人之妻，妹的盛情，能不尽量一醉！然而结果是征妹喝醉了。

短期的旅馆生活，你固然觉得有趣，但是住久了，一种可怕的孤寂会使你难堪！我在孟渊旅社住了较长的日子，感觉到十分无聊，于是商之于予倩夫妇。他们也主张我倘若暂时不离沪他去，不如租屋居住。凑巧得很，两日后我就在霞飞路大安里找着了两间屋子。予倩的家住在蒲柏路吉益里，距大安里最近，我吃饭就在予倩家里，因为予倩夫人的菜，实在做得太好了。

那时候，我到底免不了有些留学生的臭习气，觉得大安里的屋子的内部都是白粉壁，很不适意，就用花纸糊起来。我忽然又发现那屋子的地板还光滑，就更加妙想天开地转起念头来了。

“倘若在上海办一个跳舞学校，提倡提倡交际舞，倒是一个新奇的发现吧！”我这样想着，又跑到予倩家里和他们商量，他们都很赞成，尤其使我惊异的是欧阳老伯母（予倩的母亲）并不反对。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一块“东方交际跳舞学校”的牌子挂起来了，对不起，我要在这里来卖一下老资格：上海中国人教交际舞的，我或者是第一个人了吧！

我又打听到外国人在上海教跳舞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跳舞，收学费二十五元。我因为想和他们竞争一下，所以我的学费，每人只收十六元，同时我又想玩一点儿花头，壮一壮学校的声势，就和予倩，田汉及当时在上海有些声誉的几个朋友商量，得到他们的许可，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我那学费收据薄的存根上，表示他们都是我的学生，而且都缴过了学费，使那些真来缴学费的人见了，好替我宣传出去，说某某文学家，某某戏剧家都是他的高足，这岂不是“妙哉此计也！”

写到这里，我真是忍不住要发笑了，你猜为什么要笑？就是我用尽了所谓我的聪明的方法，苦心地创办的那个跳舞学校供给了我现在发笑的材料；因为我那跳舞学校办了一年半，教会了的学生，大约不下百余人，可是真的缴了学费的，止有三位大傻瓜，其余的都是我对于他们或她们尽了绝对的义务；而且还不知道要倒贴了若干的招待费！你瞧，自以为很聪明的我，这件事做得何等地聪明呵！然而，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些上海的社会，是怎样地一个社会？

络绎不绝的男朋友，女朋友！

跳个不停的男学生，女学生！

诚然，我住的那块儿确是一点都不感到寂寞了。

看看阳历年过去了，阴历年又将来到。有一天晚上予倩来看我，并邀我同往访田汉于斜桥之新少年影片公司。

新少年影片公司是那时候还没有做大律师的姚兆里先生和几位朋友创办的，他们也曾经拍过好几张片子，《一张照片》就是新少年的出品。有位唐琳先生是《一张照片》里的男主角，他认识了田汉，而且知道他有写剧本的本领，就极力在公司里主张请他写一个剧本，预备再继续拍片；一面索性把他拉到公司里住下。恰巧那时候的田先生正醉心于“可以使人白昼做梦”的电影事业，虽然他是在好几个大学里教书，可是那些学生所写的卷子尽管山一样地堆积在田先生的案头，田先生却有些满不在乎的神气；而且我相信当时的田先生倘若能够在那些卷子里面发现了一些电影的好材料的话，他必定会跳起来给他一个满分，其余的，也就只要马马虎虎地看一下就得了！

这一天晚上，予倩和我找着了田汉，我们就尽量地畅谈了一阵，由这一次的谈话，就好像寂静的大海里给我们弄起了一些波涛。“消寒会”的实现，就是在我们当晚的谈话中决定的。

这是田汉的提议，他说上海的文艺界太沉寂了，最大的原因，正如我们处在这样严寒的冬天，各人只顾在各人自己的屋子里生火，在各人自己的门前扫雪，大家都没有一点联络，所以也就大家都弄得你无声、我无嗅了。现在我们来发动一下，倒要看看这垃圾桶似的上海，到底有多少东西？管它呢，圣人君子也好，狐群狗党也好，我们大家来会会面认识认识也是好的。恰巧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氏也到了上海，我们也邀他来加入。

深思远虑的予倩老哥，这一回倒不假思索地赞成了田汉的提议。我呢，更不待说了，因为我是一个新踏进上海社会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多认识几个圣人君子，固所愿也，就是多接近些狐群狗党，我亦认为倘若要在上海玩下去的话，也是应该应该。

“消寒会”就在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大厅里举行，呵，好一个盛会！到的人数可真不少，可惜我现在记不起许多名人的名字了。这个会既不论老少男女，所以我的夫人吴家瑾女士也取得到会的资格。她是新近由湖南来到上海，说起来非常好笑的，就是我家里的老人家听说我由外国回到了上海，特为命令她携着五百圆大洋来上海监督我回家的。可是她来了之后，不仅没有把我接回去，却反而被我在她身上略施小技，结果连她自己也不愿意回去了。

我在“消寒会”里认识了唐琳、姚兆里、唐越石、顾梦鹤几位朋友。我们大家都很谈得高兴，我就把我住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至于那位现代日本的大文豪谷崎润一郎氏，尤其是兴致豪爽，饮量亦甚宏大，数十斛不辞也。我由谷崎氏想到我在日本时代所认识的许多日本人的一种寒酸味道，几乎疑心谷崎不应该是日本产！

从那日以后，时与谷崎、田汉作海上夜游。除夕之夜，予倩邀谷崎、田汉及我夫妇在他家里晚餐，餐后我又偕谷崎、田汉游安乐宫。谷崎先生赏诚一位日本舞女，香槟酒开到六七瓶之多。田汉先生则痛饮威斯基苏打，我就拼命地跳舞，一直闹到深夜二时，谷崎先生之游兴犹未已也。

“田先生和唐先生恐怕还没有去逛过上海的‘大号门牌’吧！如果还高兴的话，我们再去见识见识如何？”谷崎先生很兴奋地对我和田汉说。

在我们赞成了谷崎的提议以后，却发生一个重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极乐世界的所在地。跑到街上去问巡捕吧，又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到底还是来上海不到两星期的谷崎先生的门径精些，他说我们如果叫部汽车，那些汽车夫一定知道的。果然，当我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了那位汽车夫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明说了一大篇：某条街上的某家是怎样的情形，某处的某家又是怎样的情形，结果好像我们是走进了江西路的一家“大号门牌”。内部的组织与陈设，没有和外国的“公屋”两样的地方，可是从业员的人数，到底不如巴黎的那样多。谷崎先生又在那里开了一瓶香槟酒，价值二十五元，较之跳舞场里的十六元一瓶，又贵了一些了。

我们从“大号”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的四点钟了。谷崎住在西藏路“一品香”，他定要再邀我们到他那里去谈谈。最后是谷崎在“一品香”替我们开了一个房间，我就和田汉先生在那个房间里谈了五六个钟头，两个人简直地没有睡过觉。可是我们这一晚的谈话，实在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后来“南国社”的组织，和这一晚的谈话有着重大的关系。

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广东，他和谭组庵先生是至好的朋友，他们听说我回了国，定要我到广东航空处去做事。田汉又因郭沫若氏由广东来信，促其南下就中大文学教授之职，看起来，我们两个人都应该到广东去。可是我们在“一品香”一夜谈话之后，却决定大家都不去，而且商定在上海从事合作电影事业。不久，我们就邀同唐琳、顾梦鹤、姚兆里、唐越石四位在我那里开了一个非正式的筹备会，适新少年影片公司不愿继续制片，我们就因着姚兆里先生的关系，把该公司的房子租过来，实现我们的新组织。第一须要先决定的，是这个新组织的名称。大家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名字，于是田汉先生就提出“南国”两个字，大家认为满意。可是田先生有一个附带的声明，他说他在不久以前，和他已故的夫人易漱瑜女士合办过一个刊物，这刊物的名称是叫“南国”，如果大家以为没有关系的话，就不妨用这个名字，结果大家赞成了。于是乎我们的新组织的定名就决定了——“南国电影剧社”。

名称决定了之后，大家商量到基本活动费问题。我们六个人彼此问一问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差不多大家都是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只有田汉先生是低头不语，这也是田汉之所以为田汉也；因为田汉者，出自田间之硬汉也，我和他一天不离地干过三年事，无论遇着怎样困难，他最高限度是低头不语，可是从来没有见他摇过一次头。这是很明显的事，遇事不肯摇头者，是有办法之表示。换言之，是不肯屈服的表示。我和他共事的三年当中，因为田先生之不摇头，而使一件事得到成功的时候固然很多，可是同时因为田先生之始终不摇头，把一件事弄得差不多不能下台的时候，也有过不少。可是由我历年来在做事方面的经验上所得到的结论，还是赞成田汉的主张--不摇头的主张。

虽然不摇头的主张与拿破仑不承认字典里有Impossible这个字的存在，是一样地英雄主义者的主张，可是处在这一切都尖锐化而没有一点慈悲的现社会，即使我不做英雄，而天下的英雄正多着哩！况且与其服服帖帖地让人家积极地来宰割你，消极地来唾弃你，到不拿出一点英雄气概来和一切的魔鬼拼个死活，只要你始终不摇头，我相信到底都会有你的出路。不过话又应该说回来，我们的所谓英雄主义的意义与目的，与那些自私自利的英雄主义者，应该有着绝对的不同；这就是说我们在现社会做事，你应该先有着坚定的意志与目的，不过在展开这件事的途径上，是不妨采用英雄主义者的手段与方法而已。

当时我们的基本活动费既然没有相当的把握，而我们又不是一班荒谬绝伦的冒失鬼，论理就很难实现我们的新组织。可是我们几个人对于事业前途的热望，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所以后来就由兆里负责交涉，不缴房租，先住房子，一面又凑了一点钱，买了些文具，就即刻写了一张“南国电影剧社筹备处”的纸条贴在门口，这就算是我们的新组织的第一步工作开始了。

在这里应该再郑重地登记一下当时的全部社员的名字：田汉，唐槐秋，顾梦鹤，姚兆里，唐琳，唐越石，吴家瑾，阿土（工友）。共计男女将校士兵全军八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这八人之军，开始活跃。

“南国电影剧社”的组织甚为奇特，既不是社长制，也不是委员制，只把工作分为剧务、事务两部办理，当推定田汉主持剧务部，我主持事务部。我们的进行是一面向赞成我们的朋友们招募股本，一面预备剧本，开始拍片。当我们向朋友们募股的时候，有很多踊跃参加的，所以不到两个星期，经济上居然有了相当的办法，于是大家的精神益振。而田汉先生所主张拍制的剧本——《到民间去》，也在他的脑筋里差不多构成了；可是剧中主要的女角色尚未物色到相当的人物，正在大家为这件事转着念头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们，介绍信是当时海上著名的小父亲，而现今拥着东方标准美人为娇妻的黎锦晖先生写来的。介绍的女士姓易名素，是这位饱尝着人间的艳福与烦恼的黎锦晖先生的亲戚；因为她有做电影的决心，所以他就把她介绍来找我们。

易素女士有天生成的一副苗条的身材，一双令人一见就会掀起什么波涛似的黑眼睛，尤不愧为曾在北京社交界负过盛誉的新小姐，尤不愧为风流老少年黎锦晖先生之令戚也！

“易小姐在北京住过多年，真是幸福！我一直没有到过北京，至今引为憾事！”第一个向这位黑眼睛小姐说话的就是我。因为我做事很负责，认为这些交际上的事应该为事务部的人办的。

“唐先生没有到过北京吗？北京地方可真不错，然而我以为上海也有上海的好处，而且听说唐先生在巴黎住过多年，然则天下最好的地方，还是给唐先生享受得不少呢！”黑眼睛小姐开始了她那交际的口吻，向我来一个小小的反攻。虽说她是初次和我相见，还没有使我察觉出她那双黑眼睛的特别威权来，可是已经使我猜想到她在她的过去的生活程途上，一定有过不少所谓人生的经验了。

做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须要充分的学识与修养，固不待说，可是缺少实际上的经验的话，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既然发现易素小姐相当地适合于所应有的条件，所以极力主张请她担任《到民间去》的女主角。

当我提出请易小姐做《到民间去》的女主角的话，征求大家的同意时，唐琳同志极力反对，至于他当时反对的理由，似乎是说易小姐还不够“XX”。为什么我要用“XX”来代替那两个字呢？这是我对于朋友忠实的地方，因为现在的易小姐，早已做了唐琳的夫人，而且他们都做了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与母亲，倘若是出乎意料之外，为着看了我这篇记事而使这一对标准夫妻旧事重提之下，吵起嘴来，那我的罪愆未免太大了，况且我还是这一对标准夫妻的唯一的标准介绍人呢！

《到民间去》的女主角问题，唐琳同志对于易素女士虽然极力反对了一番，可是结果是少数服从多数，唐琳同志失败了。同时我们的女主角既已选定，在大家努力地准备了一番，不到几天，我们的戏就开拍了。我们的编剧兼导演的田汉先生，在编作方面当然不能抹煞他以前的成绩，说他是初出茅庐；可是在喊着“开麦拉”、“克脱”的导演工作方面，我相信他还是第一次尝试。

说起田先生的编剧和导演来，的确大有与众不同之处。他所编成的剧本，完全宝藏着于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见他在一张纸上写过半个字。导演起来，也没有见他拿起笔来写过什么分幕、分镜头之类的东西；而且他常常见机而作，就是譬如说偶然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可取的背景，他就马上把演员摄影师带了去大拍一场。如果他找不到适用于戏里的场所，也许就十天八天憩着不动。这样说起来，好像我是说他外行，至低限度也是说他有些“折烂污”。其实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是要借此描写出我们当时的困苦情形。因为我们没有钱租摄影场，也没有钱搭布景，至于讲到灯光问题，就更不用提了，除却天赐于我们的太阳光之外，反光板倒制了二三块。所以我们一整出《到民间去》的片子一共拍了一万多尺，费了一年以上的光阴不为稀罕，而全剧的内景，绝对地没有用过布景，完全是在真的建筑物的室内拍成的。既然明白了我们当时的环境，所以我们不仅不能预先划定一个摄制和导演的计划，就是剧本的内容，有时候也要因着环境的限制，临时想出些巧妙的变更方法来补救。幸亏我们的编剧兼导演的田汉，是那样一位天才者，否则恐怕这部已经制成了六七年始终没有公映过的《到民间去》，根本上就连拍都拍不成呢！

戏开拍了，易小姐、唐琳、顾梦鹤及我们夫妇都做了戏里的重要演员。我们几个人还时常要闹出一点风波来。田汉在我们的团体里是居在老大哥的地位，所以他的态度总是严肃的、冷静的，虽说他的内心是否有时候也会起着高潮似的狂波，这个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始终没有见他有过什么特异的表示。

顾梦鹤年纪最小，花头似乎也出得多一点。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前面的院子里乘凉，他由外面回来，走到我的面前，脸上出现十二分严重的样子，低声地对我说：“今天有位女性和我同去看电影，她在电影院里对我有过极其亲热的表示，我的心到现在还在这里跳跃不定，恐怕我将来一定要死在她的手里！你的经验比我多，不知道你能够教给我一个对付的方法？”我当时也贡献了他一些意见。过了几天，我又偶然和他谈到女性的问题，只见他的眼睛里放出一种愤恨的光来，切齿地说：“最毒妇人心，哼！”

由以上一段文章里，也可以看出些那个时代的梦鹤。可是他自从漫游南洋归来以后，到底对于人生的经验丰富得多了，虽然说我最近有一次还见过他差一点又要显出那咬牙切齿地说“最毒妇人心”的表情来了。梦鹤到底是梦鹤，所以我始终和他是兄弟一般的好朋友，不过我还希望他做事更拿出些毅力来，就是和女性讲爱情，也更加来得彻底一些；因为时代实在跑得太快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到民间去》开拍不久，俄国诗人皮涅克氏到中国来了，由朋友当中的蒋光慈先生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他。有一次正当我们拍《到民间去》里的咖啡店一幕，他来了，我们的天才导演家田汉先生就把他也拉到镜头之前，请他做了一回临时演员。

我们这部片子拍了很长的时间，自然一切都很不经济，我们筹到的几个钱都用光了。我是事务部的主持人，不讲别的，就是每天找钱维持社内的伙食，都成了一件我的重要工作。那时候比较靠得住的生财之道，是拿着田汉先生的文章去卖钱。田汉写稿子确实写得很快，不过很不容易叫他拿起他的笔来，所以他的稿子多半是洋蜡烛底下的出品，因为无论你闹着怎样的经济恐慌，他老先生还是倒在一张破沙发里高唱着《卖马》《别窑》《四郎探母》之类的京调，要一直等到电灯公司实行其最后的手段，派人来剪了线的时候，他才问大家还有铜板没有？如果有的话，希望能够买两枝洋蜡烛。我起初很怨他，我以为他是因为电灯剪了线，没有办法，就点点洋蜡烛算了，殊不知我把洋蜡烛买来，他就埋着头在烛光之下去写文章去了。决不要多，只要他在烛光之下干一个通宵，第二日就有成百的大洋钱滚到我的手里来。这样的事，偶然一次不去管它，可是到后来几乎习以为常。所以当我们住浦石路的时候，四个月当中，被剪过两次电线，真是难死了我这干事务部的好汉了。

我们的戏里必须到杭州去拍一场外景，可是出去旅行就不比上海，对于经济应有相当的筹划。可是用尽许多方法，结果是一部分人已经动了身，而立刻就要应用的底片还没有钱去买。我急了，就把我父亲寄存在我手里的皮箱拿去当了数百元，才买了带片子到杭州。后来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差一点弄得父子之间因此决裂。

靠田汉先生卖文与我典当来维持社内的开销，到底不是长久之计。适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南京，直辖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成立了，宣传处设戏剧、电影两股。我们承部主任陈铭枢，刘文岛，宣传处何公敢几位的邀请。大家都到总政治部服务。这里有一位必须记载上去的朋友，就是褚保衡先生，他那时候已经在政治部服务。海门到南京去，还是他来接我们去的。嗣后，我办戏剧股、田汉办电影股之议决定了以后，我又跑回上海，将当时还在大舞台唱着《观音得道》的予倩老哥拉去做了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