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我刚20出头，在上海美专毕业后，经历了一段失业的痛苦才好不容易在神州影片公司当上了美工。对于当时的民不聊生的社会我是深怀不满的。在公司里我读到一个为导演万籁天极力推崇而又为资本家不敢摄制的脚本《翠艳亲王》。它是描写一个唱大鼓的女艺人敢于反抗军阀官僚对她污辱迫害的故事。内容是触及时弊的。我对于作者敢于揭露和抨击当时的权势人物的精神非常敬佩，就急于要结识这位剧作家田汉先生。我在美专的同学叶鼎洛对田汉同志很熟识，他告诉我，“田先生”还不满30岁，是个很有学问的日本留学生。由于叶鼎洛的介绍，我才认识了田汉同志。

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天下午，叶鼎洛带我来到了法租界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嵩山路附近）的一栋弄堂房子里。田先生住的是二楼前楼，室内陈设极其简朴，突出印象是满屋满架的书籍和埋头窗下写作的田先生。我们刚进门，他就热情地起身接待我们，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风趣地对我说：“听说您想跟我交个朋友，我很高兴，可您要晓得，我这个人可‘霸蛮’哩！”“霸蛮”是啥意思我当时并不懂，后来人家告诉我这是湖南的土话，意思是执拗、难以对付。其实田汉同志为人是谦虚豪爽的，对于朋友是很能团结的。此后，我经常上他寓所去求教，每当我向他借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的。并且还帮助我学会了戏剧电影的许多专业知识。他经常跟我和朋友们谈起：“电影很迷人，是个好东西，资本家只顾赚钱，我们要搞有意义的电影向群众宣传。”1925年在田汉同志的倡议下创办了“南国社”，我便是最初的南国社社员之一。后来，由于搞了电影，就叫“南国电影剧社”。

南国社成立后不久，田汉同志在一次活动中向我们几个社员宣布：“我们要拍自己的电影了！”我当时很觉纳闷。我们一共八九个人，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脚本，连南国社的社址还是借用原新少年影片公司的房子，哪来的条件拍电影呢？

田先生似乎了解我的心思，他说：“资金由我和槐秋想办法（唐槐秋负责南国社总务），摄影师请那个日本人谷庄平，他有机子嘛（谷庄平当时专替一些小的制片公司摄影），至于脚本在我寿昌的肚子里！”经他这么一说，我顿时疑虑消除。南国社的第一部由田汉自编自导的电影《到民间去》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

《到民间去》的摄制，从1925年到1927年前后经历了2年左右时间，拍摄的进展是时断时续，艰难曲折的。

从脚本来说，因为田汉同志只有腹稿而无文字脚本，他又兼编导于一身，所以往往是他想到哪里就拍到哪里。随着他的思路而发展变化。我记得头一次开拍时，是由他带领我们到南市区的一个体育场去拍足球赛的镜头，只拍球门前两个人的活动而不拍全景。返回的路上，又拍下了近郊公路上二三个青年人闲步的镜头，第一次的拍摄活动就结束了。

从演员来说，除了唐槐秋、吴家瑾、唐琳、易素和我几个南国社社员外，大都是“客串”演员。譬如有一次，苏联青年作家皮涅克到沪，我们南国社为他举行了欢迎会。陪同来参加茶话会的有留苏的蒋光慈同志，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佐田春夫等等。这次集会造成当局的极度恐慌，派了军警便衣在场外监视。田汉同志却不顾这些，请日本摄影师谷庄平把会场内外的活动都拍了下来，于是被摄入镜头的人，都成了《到民间去》的演员。

从资金来说，我们南国社的社员经常开不出大锅饭，只能啃冷饼，当然不可能集股投资，唯一只有靠田先生和槐秋想办法。所以经常因为没钱买胶片而使摄制工作停顿下来，只有等到田汉同志领薪水和稿费的日子，他匆匆写下一张便条对他弟弟田洪说：“老三，你辛苦一趟吧！”等田洪满头大汗返回时，手里已经是捧着一盘盘胶片了，大家才兴高采烈地又投入摄制活动。

田老三也经常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田先生更是激动，似乎把他弟弟当成是出版商或书店老板似地斥责一通，这时，田洪就操着湖南话对他说：“哥哥，细细来，莫‘霸蛮’嘛！”田汉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什么‘霸蛮’不‘霸蛮’？我就不相信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办不成事！”他让大家不要着急，而和槐秋两个到一边去嘀咕一阵，第二天，居然又让田洪买来了胶片，简直像变戏法一般，后来我们才发现，槐秋的亲戚寄放在他那里的箱子又少了两个，原来，资金是从这上头找到的。因此，我们也听到某些人的讥讽：“凭你们这几个穷小子，也想拍成电影！”

1927 年秋，陈铭枢在南京主持政治部工作，派专人到上海邀请田汉同志去宣传处。他跟我们社员们一商量，决定利用宣传处的某些方便，把《到民间去》继续拍完。于是我们都去了南京。到南京后，田汉同志任电影股长，摄影师又是个日本人叫东方熹的。因为我平时也爱好摄影，又在上海拍片时向谷庄平偷学了一些摄影技术，所以也协助拍了一些镜头，我记得在南京时曾去玄武湖拍了一些外景。自南京返沪后，又经有关同志的帮助，我们向民新影片公司借到了摄影棚，利用他们拍片的原景，改换角度拍摄了内景。直到1927年，我们才算把《到民间去》摄制完成。如果没有田汉同志的那种“霸蛮”的劲头，顶住了艰难曲折，《到民间去》恐怕早已夭折。

继《到民间去》之后，我们又开拍过一部电影《断笛余音》。

田汉同志创作《断笛余音》的契机，是产生于我们由上海去南京的途中。当时，由于火车车厢座位拥挤，我们只能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的过道里站到南京。为了消除疲劳，一位善于唱昆曲的女社员和一位善于吹笛的男社员合作，为大家演唱来消磨时间。车抵南京后，不巧在车上往下传递行李时把插在背包上的竹笛折断了，大家都很惋惜，田汉同志却风趣地说：“断笛虽残，余音绕耳啊！”谁想就在此时，这一段途中插曲却成了他构思新作的基础呢。

《断笛余音》的摄制也是时断时续的。自南京回沪后，田汉同志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后又为校长，拍摄《断笛余音》的资金仍是从他的薪水和报刊稿费中积累的。演员是由艺大的学生来担任，我呢，却成了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因为我们从南京带回了一架摄影机.而我又学会了摄影。后来，由于摄影机缴回南京等种种原因《断笛余音》却没能最后完成，这是今天回忆中的第一件憾事。

      （原载《电影艺术》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