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我当时在华北军区炮二旅炮一团担任副团长，奉命从太原围城赶赴新保安参加围歼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郭景云部，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的19兵团，63、64、65三个军及高存信旅长指挥的炮二旅，一、二、三团各一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12月22日7时发动总攻，一举歼灭了被围困在新保安城中的敌35军，这是平津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它彻底切断了平绥路，堵死了傅作义部向绥远逃窜的通道，也达到了分割包围天津的战略目标，使傅作义残部困守北平，无路可走。我团在1949年1月奉命挺进北平西北的昌平，参加对北平的围城，此时我站在昌平的高地，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北平城内故宫的宏伟皇城了，心中万分地兴奋。看来这座巍峨的古城，不久亦将成为人民的天下了。

天津解放以后，傅作义和平交出了北平。这时高旅长转告我一个好消息，说军区罗瑞卿副政委来电话，要我进城去看我的父亲，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自我从缅北战场打回国内去参加芷江会战，经过昆明，见到父亲和安娥妈妈，已近四年未与父亲通音信，但我心中是时时思念他们的。

田申（左）与左毅海

因昌平距北平城较远，高旅长还特别派了一辆刚从新保安缴获的美国大道奇卡车送我进城。我随即带了警卫员左毅海，全副武装就登车上路了。我站在卡车上观看两旁的景物，见到的老百姓都向我们招手致意，表示欢迎。车到了西直门，此时已由我军站岗值勤，我下车交了通行证，然后即让卡车回部队，我和左毅海徒步进城区。因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商店都未开门，路上的行人也很少，偌大个北平，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一路问来，找到了军区招待所北平饭店（现北京饭店）。到军区招待所，交了介绍信，说明来意后，值班参谋告我，田汉住在华安饭店，在东交民巷，离此不远。总算找到了父亲确实的住处，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当我敲开了房门看到迎接我的穿着蓝布棉袍的父亲时，禁不住向前拥抱他，热泪也夺眶而出。父子分别虽仅有三年多，但风云变化是多么大呀！想不到今天竟在古城北平重逢。父亲过去曾写诗道：“鸡啼直似鹃啼苦，直为东方未易明。”这黎明终于盼到了。我和小左进屋坐定以后，父亲和安妈妈就谈起来解放区的情况，讲到在傅作义还未交出城防以前，他们就利用安妈妈在北平的亲戚关系，先从西柏坡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秘密进城，先找到南国社的老友徐悲鸿，嘱他并转告齐白石等文化人，千万不要离开北平，等待古城解放。当然这也是冒有风险的事。并讲到在西柏坡时，邓颖超妈妈就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还告诉了他们我正在参加平津战役，使他们非常高兴；又讲到来解放区前，他们曾专门去长沙看望了祖母，这也是我最关心的事，因为我母亲去世后，就是她老人家将我在苦难中抚养成人的。父亲说至今仍未打听到消息的，就是我的五叔田沅。他是1938年去延安的，后来听说调到山东军区工作。我在太原前线曾与冀鲁豫炮兵部队共同作战，也曾了解他的情况，但都没有结果。因为祖母的牵挂，父亲也常为此事放心不下。我们父子见面，心情都很兴奋，我也向他谈了三年来的战斗经历。我们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呀！就这样，长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告辞了他们，搭军区的便车回部队了。

1949年，华北军区战车七团成立

部队进城以后，由于在华北各地区缴获了不少坦克和装甲车，华北炮兵旅也改组为华北特种兵司令部。因我在印度曾学习过战车，又将我调任华北战车团副团长，组成一个有三个营三千多人的大团，并且在7月份受命与东北战车团合组坦克装甲车方队，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和团政委贾林野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且任命我为代理团长。

我们缴获的日式坦克和蒋介石改装的装甲车，完好的并不多，需要紧张地抢修和组装及试车。为了参加检阅，我们挑选了最好的干部和驾驶员，和东北战车团一起在“五棵松”、“公主坟”一带进行紧张的操练，那时候这一带都是一大片庄稼地和荒地，为了使坦克和装甲车在天安门前整齐地通过，而又绝对不准抛锚，我们全团参训部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就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个晚上，我们还在天安门前进行了实车演练。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召开了，父亲光荣地参加了这个建立新中国的筹备会议，分在了国旗、国歌、国徽小组。国旗、国歌、国徽的选定都是在开国大典前必须决定的大事。

对于国旗的图案的选择，其中也有父亲的功劳呢。说起来也是一件巧事。起先上海曾联松送来的五星红旗征稿，因为在大星中有镰刀斧头的图形，与苏联国旗相似，在初选时即被淘汰，但我父亲看过后，却对此情有独钟。然而等到要汇编送审，却找不到这件征稿了，父亲从被淘汰的图案中翻找，才从最底下找到了那张五星红旗的图稿。这张几乎被遗忘的应征稿最后被编为32号。在国旗审查过程中，父亲向毛泽东主席提议，去掉图案中大星中的镰刀和斧头。主席看后也感觉不错，最后在决定国旗图案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使用32号图案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再说到国歌的选择，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当时，为选国歌，费的心思甚至比选国旗还要多。因为国歌的思想性、专业性强，直到开国大典前夕还没有合适的稿子。大家商量再三，还是由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徐悲鸿等提议，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提议一说出口，周恩来就脱口而出：“好！我看这个方案不错！”后来经众人的再三讨论，终于决议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受阅前的战车七团部队（田申在指挥车上）

消息传到我所在的部队，令我欣喜万状。父亲和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将在开国大典上奏起，我的心情自然是尤为激动。10月1日拂晓，受阅的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编队行军，经复兴门到东单待命，官兵们都精神振奋情绪高涨，忘记了连日的疲劳，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下午三时，礼炮齐鸣28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徐徐升起。我的心中也无比地激动和自豪，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新生，也为我的父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