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新中国剧社在桂林宣告成立。桂林是抗战时期三大文化名城之一，新中国剧社是纯民间的职业剧团。

1941年，新中国剧社合影

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军警特务在美丽的桂林横行，投降的阴风阵阵袭来，抗战前途岌岌可危。

此时，征得党的南方局的同意，由田汉、杜宣等同志组织了“新中国剧社”。一是为了推动逐渐衰落了的西南戏剧运动，二是为了保护、保存战斗在西南各省的5个抗敌演剧队以及在桂林的一些革命进步的文化人及戏剧工作者，在他们遇到迫害和危险时，即可在新中国剧社暂避或留下来工作。因之，这个合法的民间剧团的组成是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的。

我第一次来到素有“甲天下”美称的桂林风景胜地，陶醉在那神奇美妙的山水之中。新中国剧社位于如玉带似的碧透的漓江之旁，两层竹木结构的小楼，被青翠多姿的竹林围抱着，好一片幽美风光啊!

“新中国剧社”会刊

当我刚刚走进剧社大门时，就听见叮叮当当敲打之声，我以为是在做布景，却原来小楼的一大半是一家皮件厂，剧社仅租用四楼的三分之一。楼上两大间房是男女宿舍，一张张竹床挤得满满的，真象大车店。楼下两排小房，朝阳面两三间是作为办公之用，背阴面是两位有家属孩子的同志住房，终日不见阳光，昏暗而潮湿。我被安置在楼上走廊的一端，仅可以放一张床和一个狭小的桌子，这算是特殊待遇了。小楼后边是一个兼作厨房、饭堂、会议室的约有四五十米的大房子，原是堆放杂物的仓库，窗子又小又高，我们排戏大都是在院子里。

我们那时生活上的艰难，是如今的文艺工作者难以想象的。记得做饭的刘师傅常常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到宿舍楼下喊:“大家听到，今天中午饭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开得出来!”大家毫无怨言，有的领导同志出去找米了，有的则找朋友家吃一顿，有的则坐等。有时大家也会凑点零钱买些米和青菜，总之还没有饿过一顿饭。杜宣同志时常背些米和拿出些零钱来，开始大家以为他一定很有钱，其实不然，他的家中有位患肺病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孩，日子过得甚为清苦。我估计，那是党给他的最低的生活费用或是活动经费。这是一群多么可爱可亲的同志啊!

大家从无固定的所谓薪金，演出卖座好了，就勉强发几块钱零用，生活日用品是共产的，有时连买一袋牙粉的钱都没有，就用盐水来刷牙……这种吃苦和拼命精神，现已被一些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们不知道戏剧之路是如何走过来的。贫困是话剧的代名词。可它又是表演艺术的基础。

田汉著《秋声赋》剧本

我到桂林是由于田汉老写了多幕剧《秋声赋》，这是为配合当时反投降，把抗战坚持到底的杰作。田老在长沙时曾经听过我唱歌，夸我唱得好，有感情。这个戏的女主角廖红要在剧中唱两首歌，加上我形体条件也还不错，就把我从演剧9队借调过来演此戏主角之一，一个比较成熟的女诗人——廖红。

当年我18岁，演诗人形象确有困难，导演瞿白音脱口而出:“你就按田汉的性格去演，田老坦率、真诚又热情，一根火柴就能把这位大诗人的感情点着了……但是你是女性，内在火热，外在略略柔和些……”白音的话给我很大启发。田汉老也说:“你要演得真诚、热情、敏感、易激动，这与你本人性格接近，但你缺乏女性的柔情和含蓄，你象个男孩子……”啊!又要热情又要女性的柔情，还要含蓄。于是我就去找过去在长沙工作时与之相识的挚友——郑玉梅女士，她是那么美，那样地柔情似水，又很含蓄，而且她的歌声又那么优美动听(后来她奉地下党之命调到香港)，我三天两头去她家体验她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演出时我全部服装都是借她的，我还记得那件料子很讲究的灰绿旗袍，外罩一件浅灰毛衣，很典雅。

那时我还认识一些作家、诗人。我与其中有些人的友情，一直维系到解放以后。

田老为了启发我，给我分析当时形势和戏的主题。这个戏是反投降主义，揭露敌人的反动嘴脸的，具体地说就是指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他们不停地骂共产党，宣扬投降，主张中日亲善。田汉问我:“这戏可能遇到一些麻烦，你敢演吗?”我不加思考地说:“你敢写，我就敢演!”田老哈哈大笑，他笑我的稚气和勇气。10多年后，田老为人艺写《关汉卿》的时候就把我当年那7个字的回答:“你敢写，我就敢演”用到关汉卿与朱帘秀的对话中去了。这是1980年人艺到湘、桂、黔一带演 出《蔡文姬》时，在长沙由田汉同志的弟弟田洪对我说的，他说当时他正坐在一旁。

《秋声赋》演出后，可说是盛况空前，解除了剧社经济上的一些困境。大家说我演得很好，田老则夸我演得好，唱得更好!戏中《落叶之歌》、《擦皮鞋歌》、《潇湘夜雨》这3首歌很快在桂林传遍，尤以青年学生传唱一时。田老最爱听我唱的《落叶之歌》，解放后他常宴请中外宾客，邀我出席，几乎每会都要我唱这首《落叶之歌》。很久以后，我才理解歌词中那两句“落叶归根，野松朝宗”的内涵，它抒发了田老这一代戏剧巨人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

大撤退时的桂林站

最令我切齿的是1944年夏末秋初时，黔桂路大撤退，10万人大逃难，当时新中国剧社和4、9两个演剧队就加入了这个惨厉的10万人流中。大家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忍着饥饿，背着孩子和简单的行装，有时要翻山越岭，有时则拼命挤进挤得不能再挤、臭气重天的火车中去。当时的火车应该叫人车或牛车。凡是能站住人的地方都塞满了人——车顶上，车门旁，车身下边。火车钻山洞爬山坡，象老牛似地喘气，好不容易爬到半山腰，能突然滑下山坡，这时就会有很多人从火车上摔下来，摔死的，轧死的，轧断了腿的摔破了头的，滚下山坡的……种种惨状，震天响的哭喊呼叫声，令人胆寒心颤。据官方统计死伤人数万余，实际上远不止此！

田汉（左一），田汉母亲（右二）

我们终于到达贵阳，田汉老一家也到达贵阳。一天夜晚，田汉老匆匆来到我们住地，说是弄到两张去重庆的汽车票，明天一早就发车。那时到重庆或昆明的车票是要用金条来买的。这两张票子是田老的朋友送田老和他的老母及女儿玛利到重庆的。他却要石联星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先行。我当时就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清早当我们到达车站时，田老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上车占了两个位置，行李和孩子是从窗口塞进来的，我和石联星同志流着感激之泪刚伸出手向田老和送别的同志们告别，柴油汽车就震天响地发动起来。我们先走了，可田老一家还困在贵阳呢!

关于田汉给剧社送米之事，湖南湘剧团已编成小戏演出了。田老四处找朋友讨米。他是位出名的孝子，一次竟把缸里仅存的几十斤米给剧社送来，然后再去解决一家老小的吃米问题，田老太太说得好:“寿昌就这个脾气，他常常请朋友到家来吃饭，一看缸里的米没得了……我这辈子跟着他享福也跟着他受穷……”

田老是从不求人的，有诗为证。  

        爷有新诗不济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可他为新中国剧社吃饭问题却常要求人。1942年秋，我们排演由夏衍、田汉、洪深合写的《再会吧，香港!》，结果横遭禁演，剧社的经济面临崩溃，田老用他那潇洒的字体，写了这么几行:“剧社每日有断炊之虞，此事一直在我心上。刚才已获解决。你们可去xx门外xx路某号仓库，办理手续领取军米若干包。……”这是田老写给剧社副理事长韦布同志的。

后来大家才知道，田老曾向桂林行营主任、一向倾向革命的李济深将军介绍了剧社情况，他们私交不浅，这米就是从桂林行营后勤部仓库领回来的。其实我们剧社和这个军队毫无关系。其根本原因是李将军素来敬佩田先生的品德与才华。田老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他总是先想到他人，他的一生真正是刚直不阿，光明磊落。

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介绍

我在《秋声赋》演出后不久，就相继排演了俄国的《大雷雨》(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及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在此两剧中我扮演了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物。一是卡却林娜，一是市长太太，一个是纯真、圣洁、热情，被称之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的”女性，一个则是灵魂丑恶、庸俗、风骚的官太太。导演要培养我作为演员在表演上的可塑性，我是十分感谢而又心虚的。那年我还不到19岁，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蔡文姬》剧照

无独有偶，整整17年过去了，在1959年，我又先后接受了两个性格绝对相反的角色，一个是蔡文姬，一个是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娜达莎。应该说这两次创作我都获得了成功。17年前由于我太年轻，根据我的年龄来说只能算是初步的成功，但离完美境界差距甚远。而后两个戏则是我在表演上比较成熟的阶段，我获得了艺术创作上的飞跃。

一位在电影学院的苏联女专家，当时竭力反对我扮演娜达莎这个庸俗的小市民。她认为我是个大青衣型，怎能扮演花旦？演出结果令她十分意外，她问我怎么对俄国小市民理解得那么深，我说:“全世界小市民都有其共性和特色……”

瞿白音导演为我在塑造人物上所费的心力，我永不能忘。在新中国剧社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参加排演和主演了7个大戏，其中有5个是白音同志导演的。为了卡却林娜的那几段著名的可与莎士比亚独白相媲美的独白，他完全靠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加工琢磨，有时我都懒于那么细磨了，一次他竟然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边哄着边强迫地要我去排练。那时我心脏不好加上营养不良，实在是疲劳了，可白音为了整个戏的水平，不能不这样做。我被他的认真精神所感动，耐下心来投入细排。瞿白音用居里夫人的一句话指引我——“用你的指尖去捉摸天上的星辰。”他让我按这样精神去探索、感受人物的心灵。

多少夜晚啊！在那间昏暗潮湿的大饭堂里捉摸、捉摸再捉摸，我终于能比较准确地掌握了人物的心灵和行动。他最后鼓励我说:“你这两段独白可以打80分。”

在排《钦差大臣》时，他给我找了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姨太太去体验生活。那个女人真够风骚，她的那双眼睛，她的整个动作，目的只有一个——迷惑男人。此人过去曾在国民党政工队当演员。那位军长在桂林给她弄了一处十分讲究的房子，物质上尽她享用，但同时派了一个勤务员监视她的行为。排《日出》时，我演陈白露，他又拜托友人介绍我认识一个有些文化的高级交际花，她是被一位银行家包下来的。此人很漂亮，谈吐文雅，可巧她也姓陈，我们交了朋友。她对我谈到过内心的苦闷，原来她上过两年大学，她说她到任何地方工作，人家都把她当作花瓶……她虽苦闷但她要过奢侈的生活。

白音是我55年演员生涯中，为我排戏最多，心思用得最苦的导演，是他把我托举起来，教会我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我想起了辛弃疾一首词的最后两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认为无论搞艺术还是科学实验，都必须“众里寻她千里度”，最后才能达到或是寻找到创作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