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1908年—1994年），中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原名陈增鸿，又名陈征鸿、陈斐。

1908年3月2日，陈白尘出生于江苏省清河县。中学时代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开始写新诗和白话小说。1926年初中毕业，考入上海文科专科学校，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1927年，先在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学习，后又随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成为南国社的重要成员。1930年，投身左翼戏剧运动。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创作了历史剧《大风歌》，电影及戏剧剧本《阿Q正传》。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优秀戏剧人才。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由于陈白尘对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

本文节选自《陈白尘文集·第六卷》中《少年行》的第四章“象牙之塔”。《少年行》是陈白尘1986年完稿的长篇回忆性散文，连载于同年3-9月《人间》第二至第五期；1988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27年大革命的巨浪将我裹卷进去，革命退潮了，又将我摔在荒凉的海滩上，有如被弃婴儿，举目无亲。唯一的希望是寻找史济良同志，但他存亡未卜。至于国民党左派，由于宁汉合流已不复存在，我彷徨歧途，不知往何处去。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在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下，总要找个栖息灵魂之所。我，便钻进象牙之塔里，将养这受伤的灵魂。

陈白尘

在暑期招生广告里，发现上海艺术大学的文学科主任是田汉先生，恰好似荒郊黑夜里发现一丝灯光，便向之扑去。田汉的大名在我初中毕业之前，就听姜氏私塾大同学、大夏大学学生朱立本介绍过，说田汉是位伟大的天才，他拍摄的电影《到民间去》又是如何美妙，等等，给我的印象极深，虽然那时我并未读过田汉的任何作品。那么当时我是否就有志于搞电影呢，根本没有。我的志愿不过是把在“上海文专”时代已经开始的小说写作重拾起来，而且企图摆脱“鸳鸯蝴蝶派”在我身上残留的影响，投到新文学的阵营来。因为我知道田汉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

转学“上海艺大”的手续并不难办。因为“上海艺大”也是所私立学校。

南国艺术学院创立宣言

这学校位于当时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东侧第87号，是一所不大、但还漂亮的花园洋房。门内有一片草坪，楼上有一间光线充足且有女模特儿的画室，一间音乐科学生练琴的琴室和一大间文科学生上课的教室。楼下有间可以容纳百人的大厅和相连的饭厅。此外，楼上下还有几间卧室，是女同学的宿舍。洋房后侧还有一列平房作为学生的厨房和饭厅。在善钟路南头路西，还有几间弄堂房子，是男生的寄宿处。这座洋房的租金每月为三百两银子，合四百余银元，在我这个由土里土气的“上海文专”转来的学生看来，已经够漂亮的，是一座艺术殿堂了。

但可惜的是：这个“艺大”也还是个私立大学，算不算是“野鸡”大学呢？据田汉自述，后来他去光华大学教书时，有个学生就称他为“野鸡大学校长”，但我还难下断语。

这学校的校长叫周勤豪，此时已因学校亏欠而退居幕后了，由一个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委员会主任是音乐家、《葡萄仙子》歌剧作者黎锦晖这位好好先生，委员有田汉先生、赵景深先生等等，及一个绘画科教员广东人“大个子”。委员会是对外的幌子，学校经济大权则掌握在周勤豪的亲信“大个子”之手。从周勤豪办学目的说，这个“艺大”是个“学店”，应称之为“野鸡”才是。但到后来田汉先生当校长时代，他不仅未以学校谋丝毫之利，而且为周勤豪担负债务，自不该以“野鸡”目之。无可奈何，也只好“一分为二”了：周勤豪遥控时代的“艺大”，可目为“野鸡”大学；田汉掌校时代的“艺大”，用田汉在后来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的话说，这时期叫做“南国在上海艺术大学时代”，意思就是说，这时期的“上海艺大”已经由南国所掌握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田汉掌校时代的“上海艺大”，与后来改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以及南国社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时代的“上海艺大”应称之为由艺术家田汉主办的一所私学，它决不是“野鸡”！——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上海艺大”的文学科有多少教师，我说不清了，至今还记得的有赵景深、陈子展以及傅彦长、张若谷等。赵先生教的是希腊神话，他善于讲故事，而且连带着表演，很受学生欢迎。陈子展先生教的大概是中国古典文学，由于他湖南土话口音太重，十之八九听不懂。张若谷和傅彦长、朱应鹏后来曾自封为“艺术三家”，出了一本《艺术三家言》。但当时张若谷教的却是法语，傅彦长教什么毫无印象了。

1929年南国艺术运动时的田汉

文学科的台柱自然是田汉先生。第一次上他的课，大出我意料之外。他并不是道貌岸然的学者，也不是绅士式的教授，不客气说，是和我们相仿佛的毛头小伙子！那时我们同学有的已经二十开外了，田汉先生也才二十九岁，以现在话说，还是个大青年。他那时不戴帽子，更不像某个电视剧里那样，戴法国小帽，他蓬松着的头发歪在一边；身穿浅咖啡色西装上衣，下身却穿条同色的马裤；脚上颇为奇特地登着一双长统马靴。他担任的课程说不清，可能是文学史或文学概论，因为记得我们都买了一部郑振铎先生著的《文学大纲》。他上课不带课本、讲义，也不点名，一上台便口若悬河讲开了。他讲话时并不注视学生，却对天花板翻着眼在思考。他讲话时时走题，他可以从文学的起源开始，牵连到历史，从历史又扯到哲学，他对培根的哲学很有兴趣，但话题一转又说到莎士比亚，再转而到易卜生或梅特林格……下课铃响了，他收不住这脱缰的野马，只好响着他那长统马靴走下讲台了。至于下一次上课时，他自己也记不得上次讲到哪儿了，可能又从文学扯到历史，再扯一通。但是我们学生，包括绘画、音乐科的学生，都喜欢听他这种“十八扯”式的讲课，从他渊博的学识里各取所需。他在学生中有如一块磁石，又像冬天的太阳，更好似黑夜里的篝火；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他想干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干什么。师生之间亲如手足，他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

慢慢地明白了，田汉先生不仅年龄和我们相近，思想相通，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也是被1927年大革命裹进去又摔出来的人。他曾和欧阳予倩先生一同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工作，想干点戏剧和电影，由于国民党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相率离去，也陷于大苦闷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沉入非常幻灭之中”。他当时足登马靴，正是这一经历的见证。此时他已与亡妻易漱瑜的好友黄大琳结婚，但他却独自在“上海艺大”一间书房里睡行军床。他虽然和我们谈笑风生，但他于无人处却眉头深锁，这是内心苦闷的标志。但“艺大”开学以后，他心情日益开朗了，因为他找到了一群青年伙伴；自然，青年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导师。于是“艺大”的文学科在田先生主持下逐渐变成了戏剧科或戏剧电影科了。到了田汉掌校以后，连绘画科和音乐科的学生也大都跟他走了。后来南国社的班底可以说是在“上海艺大”时代就初步形成的。

这班底来自两部分：一是田汉的新老朋友，如欧阳予倩、唐槐秋及夫人吴家瑾、万籁天、顾梦鹤、辛汉文、孙师毅等。另一部分就是“艺大”的学生，特别是新转学来“艺大”的、能演戏或并不能演戏的学生，如唐淑明、陈凝秋、左明、张慧灵、王素等等。

部分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唐叔明、左明、张惠灵、黄曼岛（马宁）；后排左起：陈白尘、陈明中、陈凝秋、郑君里 （1928年吴作人摄）

唐淑明是南国社的一颗明珠。她原是胡春冰委托给田汉照料读书的，便进了“上海艺大”文学科。她当时才十五六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她原籍广东，生于苏州，长于北京，她能操吴侬软语，更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在女演员极端难得的年代，她是田汉最得意的女学生。

《上海之夜》之一幕，陈凝秋、吴似鸿饰

陈凝秋（塞克）是个“怪人”。他生长于哈尔滨，对革命圣地苏联极端向往，曾徒步走到中苏边界，企图越境，但被对方挡驾了。他在回来的路上迷了路，走进了荒野，鞋破了，饿昏了，倒在路边几乎死去，幸被过路人救活了。这时他又迷恋于戏剧艺术，从东北奔到上海来找田汉。当时“艺大”开学已久，按理不再收新生了。但他对田汉说：

“我要进你的学校！”

田汉看着这位身材高大、长发披肩、手持粗杖的青年很感兴趣，便说：“你破例报名吧！”

“我可没有一个钱。”他理直气壮地说。

田汉说：“那就免收你的学费！”

“我还没钱吃饭！”

田汉说：“我负责你的食宿费就是了。”

于是一个不交学费、也不交伙食费和寄宿费的特殊学生入学了。

左明，北平“艺专”戏剧系的学生，不知为什么离开北平来找田汉，要做他的学生。他是陕西人，薄薄的嘴唇，能说会道，一看就是个演员的料子。但他也是一位身无分文的穷学生，田汉又慷慨地收进一位不交学费和食宿费的学生。

张慧灵，一个神经质的上海青年，说一口上海官话，也并无演剧才能，但田先生却极为赏识他，要他登台演戏，后来又让他担任电影《断笛余音》的主角。他自称是二十年代武侠明星张慧冲的异母弟，或许他自己认为家学渊源吧。

王素，原是北平“艺专”戏剧系学生，因举家南迁，遂转学到“上海艺大”音乐科读书。田汉先生一见如获至宝，拉来当了《断笛余音》的女主角。后来在西湖演出《湖上的悲剧》，她是第一个演白薇的演员。只有她与左明二人，可说是戏剧“科班”出身。

音乐科学生 张曙

此外，音乐科和绘画科的学生被田先生拉来当演员的还有很多。绘画科学生、如今的大画家吴作人（当时叫吴之寿）和吕霞光、如今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教授刘汝醴（当时叫刘菊庵）以及周存宪、黄若英等，音乐科学生张曙（原名张恩袭）等等，都是。吴作人和刘汝醴讲的是苏州官话，周存宪是讲四川话，吕霞光则操皖北语，张曙这位音乐家则是徽州土音，真是南腔北调，各显其能。文科学生被拉上台去自然更多，我的苏北官话也被拉上台去表演一番。

但有一个人当时没有被拉上舞台，是很奇怪的。这就是当时绘画科学生，后来南国社的英俊小生、“电影皇帝”金焰（当时叫金德邻）。他在“上海艺大”及南国艺术学院时期都未露头角，1929 年南国社第一次在上海公演时，他才在《名优之死》中扮演刘振声的朋友，仍叫金德邻。

“艺大”时期的戏剧活动，最初是以“余兴”节目出现的。开学以后不久，田汉先生为“艺大”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教育形式，即以他的名义邀请当时上海文艺界名流举行每周一次的文艺座谈会。参加者有徐悲鸿、郁达夫、徐志摩及陆小曼、洪深、欧阳予倩、唐槐秋及吴家瑾、朱穰丞、周信芳、高百岁、王芸芳、万籁天以及本校的黎锦晖、赵景深、陈子展等等，都是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这种座谈会没有专题，清茶一杯，香烟数支，从随便聊天中引出题目，各抒己见，于是不同意见自然产生了，就争论起来，真是个“百家争鸣”的景象。座谈会的外围坐着我们这些旁听的学生，虽不参加论战，其收获是远甚于课堂的讲课，这是田汉先生创造的特殊教育方式。

1929年，南国社成员田汉（左三）、徐悲鸿（右二）、蒋兆和（右四）、吴作人（右五）在南京中央大学

在座谈会之后，便由我们学生表演一二短剧作为余兴。所演的都是田汉先生的旧作，如《咖啡店之一夜》和未定稿的如《生之意志》《颤栗》《画家与其妹妹》《古潭的声音》《公园之夜》等，这些短剧有些后来写成定稿，有的演完就算。翻译剧本有菊池宽的《父归》，这是后来南国社的看家戏，也成为以后所有小剧团必演之作。这剧本是外国剧本在中国演出次数最多的一部，恐怕超过日本本土。另外还演过田汉根据歌德小说中一个故事改编的《迷娘》，后来这个剧本被陈鲤庭等改编为《放下你的鞭子》，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演遍了全中国和南洋。抗战中，王莹还在美国白宫里演出过它。

演出以后，或者继续座谈，对演出加以品评；或者由学生陪同来宾跳舞，直至夜深。

可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艺大”同学掀起一次小风潮。起因是那个广东人“大个子”把新学期的收入偿还了周勤豪时代的旧债，厨房开不出饭来了。于是学生大哗，找那“大个子”算账。这一算不仅算出周勤豪的圈套，而且算出“大个子”混水摸鱼、乘机贪污的账来。我在“文专”时代就是个好斗的人，像当年斗争汤济沧那样，我又成为“造反派”的小头头之一，对“大个子”展开无情的斗争。但那时我们的斗争艺术并不高明，只一味让“大个子”出乖露丑，以图快意。既没有让他写什么“检讨”，也未立下欠据，更没注意他的行动，终于让他逃跑了。以致半年后他又卷土重来，抢去了校产。

这次风潮只开了两次斗争会，出了两期壁报，终以“大个子”逃走、推翻旧的校务委员会而结束。于是由师生一起重新选举出一个校务委员会和校长。

校务委员会共五人，由教师中推三人、学生中推二人组织之。教师被选的第一位自然是田汉先生，第二位是赵景深先生，第三位我记不清，可能是黎锦晖先生。学生中被选的是陈明中同学和我。陈明中四川岳池人。他骨瘦如柴而精神旺盛，患有肺结核病，但至今健在，并以八十二的高龄爬上了峨眉山。他有四川人的口才，在斗争“大个子”时，我和他是老搭档。后来成立南国艺术学院时，他也是有功之臣！

根据全体同学的意见，在校务委员会之上，再选一位校长，以便对外。校长选举是采巴黎公社的方式，既没提候选人，也没人作过任何暗示，全体师生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开票的结果，全部选票上只有一个同样的姓名：田汉。在欢声雷动中，田汉先生宣布就校长职。

从此以后，“上海艺大”便进入田汉即南国社所掌握的时代。在田校长指挥下，先开始拍摄电影《断笛余音》，然后又举行“艺术鱼龙会”，作对外大公演。

我始终是文学科学生。即使后来成立南国艺术学院，我还是文学科学生。我之投奔田汉先生，本来是想学习小说创作。在进“上海艺大”之初，我曾以题名为《吴二鬼子》的短篇小说请田先生批阅。他看了以后，说写得还好，但有模仿痕迹，不足取。我被击中要害了，它是受了《阿Q正传》的影响，但我并不服气，还想再写。而田汉先生却说我的外形很好，可以演性格善良的人物。于是第一次让我在《咖啡店之一夜》演个大学生，尽管那时我连咖啡都没喝过。后来又在《父归》中演弟弟，再后来又在影片《断笛余音》中演主角的朋友，一个代表善的人物，但我对演戏始终没兴趣。

我的兴趣依然在写小说。但鬼使神差，十年以后，我却以专写剧本为生了，确非始料所及。但追源究始，我之走上戏剧创作之路，还是因为在田汉先生熏陶之下，演过几个配角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