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是我国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他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地完成他的人生追求，为国为民做出重要贡献，这无疑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纵观他的一生，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他的艺术人生发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他的艺术和生活实践，又持续锻炼和塑造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本质认识。深刻理解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欧阳予倩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对欧阳予倩精神继承和发扬的内在需求。

青年欧阳予倩

幼年时期是启蒙期。在这个时期，他就受到祖父欧阳中鹄和谭嗣同、唐才常等知交的直接影响。中鹄先生家境贫寒，得书不易，靠苦学成才。他敬仰大思想家王夫之，深晓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富贵不能淫的爱国情怀。

他崇尚科学，倡导变法革新，全力支持谭嗣同在浏阳办“算学社”，大兴新学。他在谭嗣同的母亲、姐姐、大哥和其他亲属一家五六口人同时染白喉症，死在北平浏阳会馆，旁人怕传染无人敢去收敛的时候，毅然带了人去一手把殡殓办妥；他在谭嗣同被杀之后，在很多人怕牵连把与谭嗣同来往的信件墨迹烧毁的时候，不畏风险，妥善保存了与谭嗣同来往的信函，后来予倩先生将这些祖父留下宝贵书信随身携带，并收录到《谭嗣同书简》中。

这种道德的力量直接呈现在欧阳予倩的面前。谭嗣同、唐才常两位祖父的得意门生、自己的蒙师相继就义，给他以强烈刺激和震撼，“颇激起一腔的热气”，在与祖父和谭嗣同、唐才常等先人的共同生活和接触中，欧阳予倩耳闻目睹，受到他们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变革图新创造意识和刚正不阿，不避劳怨品德的熏陶和启蒙。

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是谭嗣同、 唐才常的老师

                      谭嗣同          唐才常

青少年时期是萌芽期。在老师唐才常的引导下，欧阳予倩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学精典，也有《铁函心史》、《明夷待访录》、《大义觉迷录》等具有民主思想、否定君主制度的“禁书”，还学习天文、地理、英文等新学。1901年他随祖父到北京进了学堂，后在长沙的中学读书，在教员中同盟会员的推动下，他14岁出国到日本进了成城中学，成为当时少有的少年留学生。

这个时期，他是“有吃有穿，有长辈痛惜”的小孩子，有随性使然的空间，在时代轮转间吸收了多种不同的知识，既有为了应试的经义策论之类，也有科举废除之后兴起的西洋之学，中国古典文化和新学知识同时在他的内心扎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艺术人生之路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形成，内心潜在的“热气”开始在浓厚兴致的助推下，与朦胧的艺术感结合。

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韵秋女士

青年时期是形成期。欧阳予倩18岁时与刘韵秋女士结婚，在当时应是成人之举。之后他又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学习，期间一次“看到春柳社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虽只演了第三幕（李叔同饰茶花女）看完感受很深，他很惊奇地说：‘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之后他于1919年春在东京加入了春柳社，从此戏剧生涯一发而不可收。他参演《黑奴吁天录》，不经意间接受了反种族歧视和民族解放思想。

参演“热血”，即经日本艺术家改编后的托斯卡，获得了同盟会成员的赞许，虽然欧阳予倩说那时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但演出本身在当时却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思想和“革命”色彩。他说，“我们在东京演戏，本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也没有严密的组织，最初无所谓戏剧运动，主要出于爱好。但也认为戏剧是社会教育的工具，想借以做爱国的宣传。我因和镜若（注：陆镜若）最接近，就颇倾向于唯美主义，然而社会教育的想法始终没有抛弃。”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湖南看到他的好友焦达峰遇害，血淋淋的人头挂在长沙城东，这对他又是一次深刻痛楚的教育。夏衍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面对这个时代，欧阳予倩表现出了同情被压迫者，同情穷苦人，鞭笞腐败，暴露社会黑暗的情怀。1913年他在长沙参加社会教育团，创作并演出了话剧《运动力》，把拉票贿选、暴富娶妾贪官污吏“讥讽得一文不值”。

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他逐步形成了“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的坚定信念。在家人一致反对他搞戏，说“欧阳家从此完了”的情况下，坚定地不去考“洋进士”，毅然投身戏剧事业。如田汉所言，“他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竞把戏剧当作光荣职业，在当时那样的半封建社会是要经过很多斗争、很多委屈的。”

在此期间，他把戏剧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付诸实践，1919年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力图以新的模式，培养有新文化修养、有演戏精神的演员，以改革戏剧，推陈出新。经营更俗剧场办伶工学社，就是他的改革精神在戏剧领域的具体实践。为了艺术为了生存，他做为京剧演员，辗转南北，风餐露宿，“倍尝艺人的行路难和生活的艰辛。

尽管如此，他却获得了丰厚的演艺实践，以艺人之德，聚焦戏剧，“自食其力，绝不受家庭接济，不仰面求人，没有干过任何其他谋利的事”。

                  欧阳予倩饰潘金莲

壮年时期是成熟期。1927年冬天，他与田汉合作，任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在这个时期，他自编自演了《潘金莲》，把潘金莲作为封建势力下被牺牲者加以同情。

很快，1929年，他又以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在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在他的长文“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中一开始就问到:“戏剧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有什么价值？”可以看出，他在发问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他从事戏剧事业的价值。对于戏剧的价值，他认为，“戏剧是社会的反映，从这反映所得到的经过一种新的组织再放射出来，便能很鲜明地使人们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能给人类新力量，而助其发展，这才是戏剧的真使命”。

随后，他的戏剧与人生和梦想互动，与时代共舞。北伐时期，他在南京组织国民剧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做着国家剧场和地方剧场的梦。经过多年的艺术生涯和生活历练，他不断厘清着对事业和人生的认识。他说：“未来的事，要看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如何，有一分努力，便无论成败，无论别人知道不知道，总有一份成绩。……窃以为人生重要的部分，只在日用寻常之中;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离开了日用寻常平凡之事，便都无从成立。或者越伟大越平凡，不平凡的只有天上的神仙，……。

欧阳予倩与田汉

田汉说，“予倩和梅兰芳同志一样都对中国戏剧艺术做出了辉煌贡献。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笨人’，而不是欢喜偷巧的所谓“聪明人”。他们的“知识技能都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笨工’才掌握到的。对他来说，天才就是强烈的兴趣，就是近乎于“愚笨”的执着和积累。在这个时期，欧阳予倩逐步把握了艺术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平凡与伟大的关系，日积月累和艺术素养之间的关系，艺术人生逐步走向成熟。

抗日战争中在桂林由欧阳予倩主持修建的广西省立艺术錧

“9.18”事变后，欧阳予倩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造诣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从他写抨击不抵抗政策，反映民众强烈抗日热情的《不要忘了》十六景话剧开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连续创作了和演出了反映抗金女杰的《梁红玉》、歌颂民族气节，讽刺知识分子软弱动摇甚至卖国求荣、攻击勇于内战暗中勾结敌人的汉奸的《桃花扇》，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另一方面，他疾恶如仇，对国内军阀官商不顾民族危亡，民生疾苦，只顾发国难财十分痛恨，写了《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对这些内鬼以深刻的讽刺和鞭笞。在这个时期，他坚定站在民族抗战的阵营，坚拒汪精卫“很客气”的邀请，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在“孤岛”的抗日救亡活动，筹建广西艺术馆，与田汉、瞿白音等发起和主持西南剧展，集中了西南八省三十多个戏剧团队，一千多名文化工作者参加，历时三个多月，成为抗战文化史和中国戏剧史的一件重要事件。

欧阳予倩说，“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他解放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间接地与民主、抗战有关的主题。民主和民族精神，是欧阳予倩自幼年开始孕育、生根和发芽的一条主线。

欧阳予倩在书房工作

老年时期是收获期。抗战胜利后，欧阳予倩经狄超白和张锡昌建议加入了民盟，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他和张锡昌、千家驹等共同主办广西日报（昭平版），重返桂林后恢复了被日军焚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与《新中国剧社》赴台湾演出《郑成功》，在香港导演了叶以群编剧的《野火春风》和夏衍编剧的《恋爱之道》影片，“迎接人民的新中国”。

1949年的春天，欧阳予倩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开始筹建中国国立戏剧学院，并被任命为院长。在这个时期，“为社会效力”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扬。

从伶工学社、南国社、广东戏剧研究所、广西省立艺术馆到中央戏剧学院，一路走来，不断升华创造，集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大成。他自问道：“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这里所说的“运动”，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戏剧事业。

从个体对戏剧的追求，发展到对民族戏剧事业的追求，不断地创造和贡献，是欧阳予倩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他六十岁生日纪念活动上，欧阳予倩写了一首《自寿放歌》，他写道：“我诞丑年湖南牛，毕生苦干不抬头。食草挤奶一无惜，惟有穿鼻之绳不可留。穿鼻之绳何所拟？比如尘封故纸压心头。少年尽跃向真理，垂老愈为牛步忧。五十年来何惨淡，浮沉磨折无自由！愿为川上桥，愿为渡口舟。彼岸风光和且丽，夕景未云短，何妨继之烛，尚堪与君携手共遨游。”

这首词，集中反映了他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始终如一，百折不挠，推陈创新，永不停步的人生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