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好朋友总会有许多事萦回在心里。何况他逝世了，能不引起追忆？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受了挫折，有一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动摇了；但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转向积极方面，倾向了党，洪深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我从广州到上海去看他，那时他已经参加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他表示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不会有甚么真正的自由幸福，我们的儿女就会比我们好得多。”在那个时候没想到不到二十年的工夫，全国就解放了，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者被赶了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洪深同志被选为政协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参加国家机关工作，领导着对外文化联络局，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贡献。他积极地参加过整风、镇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他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近五、六年来，他在政治上的进步是特别显著的。

他是个戏剧家，他是把戏剧当作学问来研究的，他读书很多，也比较有系统，他的治学和工作的方式都是比较科学的。他知识很广博，作为一个戏剧导演，具备像他那样丰富学识的，在我们朋辈当中确实很少。他从反封建、反内战的成名作《赵阎王》开始，曾先后创作了以一九三一年左右江西农民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为题材的优秀剧本《五奎桥》《香稻米》，和一连串宣传抗日的剧本《米》《走私》《飞将军》《鸡鸣早看天》等等。他是中华电影学校的创办人，还编导了《爱情与黄金》《劫后桃花》《风雨同舟》等十余部优秀的电影，其中《劫后桃花》是反帝影片中的成功之作。但过去在反动统治之下，他的一套本事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拿它还赚不了饭吃，所以他只好教教英文。

解放前洪深同志曾经导演过很多戏，如经他导演而曾在皖南事变后推进了国统区的演剧高潮的《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呼唤》《春寒》《黄花岗》《草莽英雄》等剧，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日夜赶排出来的，有的两个星期，有的十天，有的一个星期，甚至于有的三天三夜把它挤出来。他是有名的“快手”，实际上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反动统治种种压迫之下争取演出，就不能够不抓紧时间搬上台去。他写的不少剧本，也都是赶出来的，在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也不得不这样。过去他所导演的戏当中，我认为《草莽英雄》和《丽人行》最好，这两个戏他在开排以前下的工夫不少，但排的时间也还是相当短的。在他写的剧本当中我比较最欢喜《五奎桥》。

洪深同志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富有正义感，遇事能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十几年前在上海大光明影戏馆看到侮辱中国人民的美国影片“不怕死”，他当场就站起来提出严重的抗议。他的这种爱国行为，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他因反对复旦大学内特务横行、迫害进步学生，而遭到特务分子不断的监视和精神危害，健康受了很大损害。一九四七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他因支持进步学生，又遭特务分子的迫害、威胁以至于殴击；洪深同志坚持不屈，竟被学校当局变相解聘。在解放前艰难的年月里，他所受的苦不少，反动统治阶级给与他的压迫很大，他痛恨旧社会，努力坚持进步戏剧活动。他往往向学校告假，到很远的地方去热情地为青年们排戏。

解放以后，他的生活得到从来未有的安定。也和所有的朋友一样，人民伟大的力量，国家主人翁的光荣，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斗争的勇气。他接受了政府的任命，站上新的岗位，担负起对外文化联络的事务，在党的领导之下全心全意进行工作，从没有讲过丝毫价钱。他是一个戏剧艺术家，一直保持着对艺术创作的高度热情，除了对外文化联络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曾经抽出业余时间进行写作，还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地导演过《四十年的愿望》和《法西斯细菌》。本年出国以前，他曾经告诉我，他正在计划写一个关于和平运动的剧本；但是他并没有丝毫放松他本单位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国家干部应该服从分配，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外文化联络事务，是艰巨而复杂的，他在工作当中也曾遭遇过或大或小的困难，但他永远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从来没有发过半句牢骚。有位领导同志曾经说，像洪深同志这样任劳任怨的艺术家是难得的。

洪深同志是革命阵营中忠诚的、有才能的干部，同时他是五四以来戏剧运动的健将，优秀的戏剧艺术家。要不是肺癌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必然还会对人民有更多的贡献。病的来源主要是由于在反动社会里受的迫害和创伤所引起的，这不能不激起我们对反动派的愤恨。

洪深同志已经安息了，他无论对党、对工作、对艺术、对朋友，都是忠实的，都值得我们追念。